魏家川

本网讯：2021年1月6日

2020年12月27日，北京美学会召开了线上年会。会议由与会重要嘉宾致开幕词，首先是北京市哲学会会长杨学功代表北京市哲学会祝贺“2020年北京美学会年会”顺利召开，他热情洋溢地高度赞扬和肯定了北京美学会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的艰难时期，在认真防疫抗疫的同时，积极主动开展美学会各项力所能及的常规与主导工作，表现出北京美学会一如既往的学术活力与组织能力。中华美学会会长、前世界美学会会长高建平也向会议致辞，他认为后疫情时代并未真的到来，他希望新冠元年以来的学界能够真正沉静下来，少一点学派意识，多一点问题意识，他还风趣幽默地鼓励年轻学者后来居上，像国乒掌门人金牌主教练刘国梁那样号召青年才俊要像优秀运动员那样敢打敢拼，勇于“抢班夺权”。北京美学会会长宋瑾也致了开幕辞，并在其后短暂的与会者云端合影之后，率先进行《美育视野下艺术课程的特点与效能阐释》学术主题发言。

宋瑾提出了诸多富有学术内涵的新概念，他认为美学的诞生与发展，逐步改变了有美无学的现状，美学、美育与艺术之间，越来越注重统合作用，越来越形成梯级关系，从艺术综合到综合艺术再到整体艺术，这种统合作用与梯级关系，产生1＋1＋1＞1的有机复合效能。21世纪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增设了《艺术》课程，将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影视和新媒体艺术统合起来，为美育添加了新力量。第二轮课程标准修订以来，该课程力求通过艺术感知、创意表达、审美情趣和文化理解这些核心素养的培育，实现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的目标。艺术课程的特殊功能在于培养“关联能力”，即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关联、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和艺术与社会的关联。他认为艺术课程有自身的知识/内容结构，依序排列为“艺术综合”、“综合艺术”和“整体艺术”。这些内容要置于生活、文化和科学的情境中进行教学；每课教学过程按“感知·关联”、“创意·表达”和“品评·拓展”3个环节展开。艺术课程效能的释义学原理是各门类艺术的近质性语言的相互阐释，同时还涉及异质性和同质性语言的阐释。宋瑾会长的学术发言不仅兼具对话性强的喧叙曲性质，也具有余音绕梁、抒情性高的咏叹调色彩。

北京美学会副会长刘成纪向来是北京美学会的学术担当，他就中国美学史研究问题，谈了自己诸多富有启发性的思考，为美学同仁无私贡献自己的学术思路与研究方法。在学术取向上，刘成纪并不看好和认同冯友兰先生与叶朗先生的“接着讲”，而是更看重和用心于“照着讲”。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曾强调“接着讲”之于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叶朗先生也提到美学研究“接着讲”的重要性。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过于强调“接着讲”极易导致美学史研究与中国本然历史疏离，把美学史研究做成围绕现代观念在历史中寻章摘句的工作。据此，他认为不妨暂时搁置关于历史的价值判断，真正按照历史的方式去理解和解释历史，让中国美学史研究重新回归“照着讲”，最大限度地将其本来面目复现出来。刘成纪还反感于鸡汤化的佛系美学，认为在书画美学方面，学者们往往过于放大了元、明以来方为有效的南北之分。

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徐碧辉，对北京美学会的工作向来是全力以赴、全情投入。本次线上年会，她就后疫情时代的美学研究，做了很多精彩的案例分析，见微知著，特别是对市井阶层平庸的恶的审视与剖析，颇具阿伦特之风。她认为疫情改变了什么？改变了社会运作方式，更改变了社会中的人以及艺术呈现的方式。那美学如何介入社会？后疫情时代的理论建构怎样进行？她从“美是什么”到“美何以可能”、从“认识何以可能”到“人类何以可能”、从历史本体到心理本体：为个体“立命”、从工具本体到情本体：一种审美形而上学的哲学都一一做了分析。她从静态的美是什么，指向动态的美何以可能，深刻体现了实践美学的社会关怀。

北京美学会副会长王九成作了《中国戏曲之“守正创新”》学术报告，他声如洪钟，声情并茂，侃侃而谈，左右逢源，对于“中即正，庸即用”、中和适度的中和之美作了韵味无穷的论述与阐发。

中国传媒大学资深博导张晶，为年会奉上一道美味的学术晚餐《艺术训练论》。张晶认为，习近平同志在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中多次明确提出“艺术训练”的概念，予以高度重视。对于艺术创新而言，艺术训练是最为基本的主体要素。“艺术训练”指艺术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而进行的专业性训练，包括老师指导与自我训练。从某一门类的初学者，到成熟乃至杰出的艺术家，这个过程必须伴随着长期的、自觉的艺术训练。艺术训练最主要的内容，就在于艺术媒介运用能力的培养，使艺术家从初步掌握而臻于自由境界。当创作主体特别熟练地掌握自己所使用的媒介，并且臻于出神入化的境界，就会感受到超乎寻常的兴奋，也就意味着其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的可能。艺术运思过程中的感兴、想象及构形，都在艺术训练的范围之内。艺术创作中其他要素都必须通过艺术家的艺术训练得以实现。对于艺术媒介的能力的训练，并不止于外在表现阶段，而更重要的是在于艺术家内在运思时的媒介与外在表现的媒介之间的出入无间，心手相应。

北方工业大学教授王文革的《诗意的发现与遮蔽－关于经典名胜作品接受中的双重性》的发言，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将我们带入经典名胜作品接受中的文本间性与文化间性的问题之中，他旁征博引，从李白“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孟浩然“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陆游“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郁达夫“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等名家诗句一路梳理和阐释，令人顿生游意与诗兴。他认为对经典名胜作品的双重作用应有所意识，并进行某种超越。超越的可能路径有两种：一是加入时间维度，对名胜进行“复原”。时间的流逝而带来的变化是不可阻遏的。当前的名胜，应视为经历了历史变迁后的结果。从此结果出发，通过想象，“恢复”名胜的原有形貌。这就如同将残片修复为完整的文物一样。这样，有可能实现名胜与名篇文本意象的契合。二是放下文本，离开文本，从自我当下的真实感受出发，探寻、发现名胜新的诗意。在这里，重视和把握自我当下的真实感受是实现超越的关键。这时名篇可能起的作用，将只是“参考文献”，不再对自我发生主导性作用。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张朝霞关注舞蹈与科技关系问题，她的发言是《科技美学视域下高校校园文化营造的实践类型》。西方以皮娜·鲍什为代表的“舞蹈剧场”等表现主义舞蹈流派和黑山学院派、激浪派等后现代舞蹈流派相继兴起。上述流派，均程度不同地运用了录像、装置、形体表演等新媒体艺术媒介。她从个体表达的焦灼与多媒体表演的先锋实验本质；舞蹈广告片：“屡败屡试”的短视频创作冲动；纪实或记录：传记式舞蹈视觉表达；师长/朋辈影响与介入式多媒体舞台剧实验；舞蹈影像、舞蹈短视频、舞蹈电影节：实验性质录像舞蹈的本土化、现实化；城市舞步：一个正在生成的实验样本等六个方面，详细地介绍当今中国舞蹈所进行了舞蹈实验，视野涉及舞蹈、科技、市场，讲述了一些多媒体实验舞台案例，内容丰富，大大开拓了我们对舞蹈的认知与理解。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修建的《人类学与中国美学原理的建构》，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多样性、特殊性、经验性、实证性等维度的探索与分析，令人耳目一新，获益良多。他认为自人类学这一学科诞生以来，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的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著作，或者涉及审美和艺术的问题。这些研究，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文化比较，建构新型的美学原理提供了实证基础。我们一方面要继承百余年来形成的美学原理的概念、范畴及框架，另一方面要以中国本土美学为立足点，借鉴并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其他所有文化的美学理论和美学观念，融会贯通，形成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精神的美学原理。

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龚小凡作了《民国时期＜共产党宣言＞的书籍封面及其政治符号表达》的演讲。《共产党宣言》是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宣言》的译介与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一个重要内容，民国时期拥有众多版本的《宣言》系列开辟了其封面视觉表达的空间。这一时期的《宣言》封面有素封面、线框式、头像式及题签式等设计模式。镰锤组合是这一时期《宣言》封面上的典型图案。从图像志的历史溯源看，镰刀、锤头（斧头）作为图像具有指代相关生产工具、生产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引申的“改革”、“正义”等象征义。具有鲜明共产主义政治涵义的镰锤符号始自“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并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符号之一。作为当时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把苏联旗帜上的镰锤符号作为了自己党旗上的党徽符号。镰锤图案、其变体镰斧图案，以及其苏联母版镰锤加五星的图案在民国时期的《宣言》封面上都有体现。通过民国时期的《宣言》封面，人们可以在时代风云和图像历史之间，认识政治与图像，历史与艺术的内在关联。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魏家川作了论题为《感之深，应之切：感性之学的美学与感应之术的艺术》的学术发言，其主旨在于如何寻找和保持美学与艺术之间的对接与平衡，达成知行合一，心手双畅的协调与统一。通过现代心理学的借鉴，在心法与手法方面寻找和实现对抗外部物理世界熵增的反熵降熵负熵之举。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史红的发言是《舞蹈美学：知识谱系、结构与资源吸纳》，她指出，按照知识谱系方法观察舞蹈美学线性发展过程，它呈现的是舞蹈审美意识萌芽与舞蹈美的发现—舞蹈美学研究对象、领域、范畴确立—舞蹈美学知识谱系构建—舞蹈美学学科知识体系建立的线索。我国舞蹈美学知识生产发展历程主要有萌芽、初建、积累、建构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知识生产状态各不相同。舞蹈美学可以划分知识单元，本体性知识、现象性知识、技艺性知识等三类知识，依此建立起一个以概念串联的知识结构体系。舞蹈美学可跨学科地吸纳现代一些学科知识资源，以此获得新的知识增长点。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人开始反思生命意义、文化深层比较等问题。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孙焘的发言生动活泼，深入浅出，以“海伦与杨妃”的案例比较开始，讨论中西审美文化在“终极关切”层面的异同。在古希腊传说中，人们甘愿为“像不死之女神”的美女而战斗牺牲，在中国杨贵妃的故事里却恰恰相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爱美，区别是“美”在价值观排序中的位置。价值观排序根源于“终极关切”，直接表现为：为克服短暂生命的局限和虚无，我们愿为什么人/事而死（或者活下去）？希腊文化的美从具体事物（如美女）开始，到几何学比例，到神圣的“爱”，最终攀升到永恒超越的世界，在其中寄寓着永生或复活的希望。在中国文化中，终极关切体现在世间性的“生生不息”，在士人的“三不朽”“文章千古事”等追求。就此问题，更多的讨论集中于《易》奠定的“变”的传统。在充分肯定“变”的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其延续的一面，中国文化和审美传统中的“无为”与“中庸”都是为防止因过度变化而造成断裂。最后提出一个开放性问题：在古人总结表述的“天道”不再被信仰时，中国艺术与美学如何回应“终极关切”的需要？

中央民族大学教师的安静作了《从现代建构性走向当代超越性――百年艺术符号学本土化历程的审视》精彩学术发言，她认为艺术符号学本土化的历程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八十年代初步发展，九十年代主要体现为艺术符号学在各个门类艺术中的广泛应用；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艺术符号学无论从基本原理、自主话语系统建构以及批评运用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本土化艺术符号学的现代性义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中文“符号学”的命名与我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现代艺术体系的建立，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艺术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本土化艺术符号学超越的当代性体现为：艺术符号学对唯科学认知思维的超越、我国当代俄苏文艺理论话语模式和语言中心主义的超越，以及对西方美学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研究方式的超越。本土化艺术符号学的现代性与当代性与我国独特的民族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因此这种现代性与当代性共同构成了我国艺术符号学的民族性特征。

北方工业大学教授王德岩的《浅论三种形态的美育》，回望了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工作时期，与北平文坛、艺坛领袖陈师曾共创美育救国大业的光辉岁月。他认为现代美育的真正发蔡元培先生的北大美育，推行美育理念的重要措施和成果之一的美育社团中国画法研究会，其核心人物中存在着文化立场和面向的差异。作为研究会重要组织者的陈师曾半年后离开，昭示了这一差异。他之后组织成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及其文化主张与美育实践，则揭示了我们学校、体制性美育措施之外另外途径。在学校之外，以雅集形式存在的社会美育和世家相传的家庭美育支撑了之后艺术人才的重要天地，也可以成为未来美育着力发展的领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张都爱以《宗白华“意境论”中的中国哲学本体论意识》为题 ，她认为“艺境”论是宗白华关于“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核心思想。在宗白华所提炼的“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审美特质”问题上，“艺境”是道艺一体与禅艺一体的创构者。“艺境”论贯穿着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也深化着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要把握宗白华的“艺境”论，首要要认识“艺境”论所形成的“道”“禅”本体论思想。一方面“道”“禅”本体论思想具体化于中国艺术的创造与表现之中，另一方面中国艺术正是对以“道”“禅”本体论思想的艺术表达与艺术落实。在“艺境”的本体意识与形上境界层面，宗白华阐明了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的内在同一性。宗白华运用了中国哲学的第一本体概念——“道”、“仁”、“易”、“禅”，运用了中国哲学的第一存在形式——时、空存在形式，从本体与本体显现、作用的形式问题上，把哲学的本体意识转化为艺术的本体意识，把哲学的时空意识转化为艺术的时空意识，从而建构了一个以“艺境”为艺术本体和艺术统一性的“中国艺术哲学”体系。通过对宗白华“艺境”论中的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的探究，以期从宗白华对中国艺术和中国哲学的内在关系问题上得到启发，以推动新时代中华文化复兴中的“中国性”问题的再思考。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陈晓环的发言围绕着《本土品牌设计中的传统文化运用研究》而展开，她说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国内外品牌虽然不计其数，但消费市场的产品受国际主义风格影响严重，大多出现同质化现象，许多本土品牌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市场竞争中并没有凸显出自己的形象设计和传播优势。因此许多品牌开始走回归路线，尤其是一些优秀的新兴品牌。她认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深入学习和解读，在设计过程中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元素的精髓，才能在消费市场上树立独树一帜的品牌形象。一些不同以往的品牌形象设计，不仅在营销的同时对内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本土消费者眼前一亮，同时还让本土品牌整体提升了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国设计”水平，更好地让世界认识中国品牌。在世界跨文化传播环境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当下，我们应该深入探索民族品牌如何“走出去”的设计之路，并且需要思考如何妥善应对跨文化传播问题。

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刘志梅作了《论戏曲歌舞化表演与“虚实相生”法的关系》精彩学术报告，刘老师认为“虚实相生”的哲学智慧与艺术方法，在戏曲表演艺术的创造中，始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人物内心情感的表现上，“虚实相生”法，将“虚”体的情与“实”体的表演技艺相结合，使原本难以琢磨的情被表现得千姿百态，使角色的情感和行动得到自由而充分的显现；在对人物所置身的场域的表现上，虚实相生法，使戏曲表演不为时间、地点、环境特征、时空转换等客观问题的所制约，使演员获得情感表现的自由、行动描绘的自由、时空转换的自由、表现内心世界的自由，使角色肉身所在的时空、精神游走的时空都得到自由充分的呈现，并做到与观众心心相通，“虚实相生”法为戏曲艺术的创造赋予了自由的翅膀。志梅老师探讨了戏曲表演的歌舞形式与“虚实相生”法的关系，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点：戏曲表演形式的歌舞化特点、抒情歌舞与“虚实相生”的关系、“虚实相生”法在戏曲表演中落实，包括“虚实相生”法在戏曲表演意象的创造过程中的三个阶段——虚实翻转、以实为实、还实为虚。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縯作了《贝格尔斯音乐剧场中的“后戏剧性”――以＜白纸黑字＞为例》为题的学术报告，她在时尚而又前沿的视角下，阐释文学性与音乐性两者之间的技术障碍与媒体隔阂。在汉斯•雷曼提出“后戏剧剧场”之后，许多难以分门别类的新型剧场作品似乎突然找到了归宿。这一提法引发了“文学性”与“剧场性”的交锋，这些作品也暗含着各艺术门类对新型剧场作品话语权的争夺。海纳•格贝尔斯的音乐剧场作品正好处于音乐学与戏剧学的交汇之处，他十分强调各剧场要素的自治性和非等级性。这对我们理解“音乐剧场”中的“后戏剧性”，以及后戏剧剧场中的“音乐化”问题，都是重要的实践依据。

中国政法大学教师金莉莉的学术发言为《中国神话的美学特征——一个精神分析的视角》。她指出学界对中国神话的界定和起源研究千差万别，且根据其短小简练的文本形态而得出“零散化”的结论。她从精神分析视角，认为神话是原始人自我心理的“投射”，是心理幻觉和愿望的满足。相比古希腊人“推想式”的思维特点，中国古人思维方式呈现出“单一性”和“自足性”，这使中国神话短小但精悍和深刻。同时由于短小形态中情感投入的热烈，也使文学长于抒情，其源头更倾向于“主观的艺术”，从而发展出“诗三百”与楚辞等诗歌。从内在心理症候出发，中国远古神话不仅导引出以《精卫填海》《夸父追日》为代表的“恋母”和“崇父”两大精神母题，而且显示出从图腾禁忌时代到集体无意识雏形的发展历程，尤其至羿神话时代中人性心理的初步体现，为后世文学的承继发展提供了精神资源。

曲终奏雅，年会最后，宋瑾会长对“2020年北京美学会年会”作了精湛总结，对各位会员的学术发言作了精彩回顾与评点，堪称线上年会的亮点与高潮，从而使盛会胜利落幕，圆满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