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办学与治学的国际视野 ——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学术访谈

贾洁

微信截图_20170618225240王杰教授

办学与治学的国际视野

                                                                                 ——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学术访谈

受访专家:王杰

提问整理:贾洁

文章来源:《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通讯》2016年第1期

贾洁:王老师您好!您在文艺美学这个领域深耕30多年,广受人敬重。您能谈一谈您自己的学术历程吗?

王杰:好的。我出生在武汉,武汉长江大桥通车那一天出生的。在广西南宁民主路小学和柳州市柳北小学读完小学,在柳州市朝阳中学读完中学。1976年下乡插队务农,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1985年考入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师从林焕平教授和林宝全教授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88年考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师从周来祥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卡尔·马克思的神话理论》,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1988年至1991年是我在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不同于“西马非马论”,我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形态的“中介”的观点。在学术研究上,提出用“审美幻象”理论阐释现代美学,特别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构想。1990年,我申报并获得批准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

1991年至2005年我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学和工作,参与创办了《东方丛刊》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两份学术集刊,并担任主编和副主编,参与发起了“审美人类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参与发起了“广西作家三剑客”的讨论和评论,参与了“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调研和研究。这是我学术经历十分重要也是非常值得珍视的一段学术经历,2005年3月我申请调往南京大学工作。

2005年至2009年我在南京大学主持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日常工作。这一段学术经历对我也非常重要。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推动跨学科研究和人文学科研究的国际化。在与许倬云、杜维明、刘康、黄俊杰、张伯伟、托尼·本尼特等著名学者的交往中,我的学术视野得到了进一步开拓,研究的范围和领域则作了很大程度的收缩,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和翻译上面。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我有时间和精力来提升《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期刊的学术质量。大约在2007年该刊进入CSSCI集刊,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国内唯一一份美学专业的CSSCI期刊。

2009年7月我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这是该大学创办人文学院后任命的第二任院长。从2009年至2015年4月,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长的岗位上工作,主要任务是引进人才和全面提升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科的水平。这两个任务都超过预期的完成了,对于我自己的学术经历而言,这几年做的一件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是推动人文学科的国际化。在交大,我创办了“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创办了“国际文化周”,在我任期内举办了英、法、德、比利时、韩国的国际文化周,创办了上海交通大学欧洲高等研究院并担任常务副院长,创办了“上海交通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中欧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了上海交大左翼文化研究中心。当然,还创办了“上海交大---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学、艺术与文化理论研究中心”,奠定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培养体系。在这期间我们还与“太湖文化论坛”开展了十分密切的合作,开启了上海交大与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中央编译局的深入合作。在学术方面这一段时期格外艰苦,一方面人文学院学术底子超薄,要上很多的课,工作上干的活太多,另一方面,这里的人际关系十分不好,工作难度非常大。但我也算走过了这一段“爬雪山过草地”的历程,2014年评上“长江学者”,2015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2015年底,浙江大学希望我加盟浙江大学美学学科,我报着不愿意自取其辱的心态离开了上海交通大学,来到这里的“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工作,岗位是“求是特聘教授”。我现在卸掉了沉重的行政工作,在从事学术研究上时间会多一些。

贾洁:您有两个主要的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审美人类学。请问您的学术兴趣的建立是受到哪些理论家的影响呢?

王杰:我的基本研究领域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有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我的学术研究应该说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研究为基本线索的。最初我是对本雅明和阿多诺感兴趣,然后研究了一段时间阿尔都塞和阿尔都塞学派,从阿尔都塞学派转到特里·伊格尔顿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但是都是初步的研究谈不上深入。在这个领域,给我较大影响的是本雅明、阿尔都塞和特里·伊格尔顿。因为工作太忙和外文水平不是太高,我主要是研读了他们的一部分著作,系统研究还说不上,例如我对路易·阿尔都塞的研究就是如此。但是他们的思想的确对我形成了重要的影响,包括我对马克思许多著作的重新解读。

审美人类学这个研究领域最初的影响者也是瓦尔特·本雅明,他的美学和文学批评著述渗透着哲学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和方法。后来,列维---施特劳斯对我有过重要的影响,我太喜欢他的一系列著述了。在审美人类学方面,罗兰·巴特的《现代神话》也给了我重要的影响。还有就是弗洛伊德、弗洛姆、雅克·拉康等精神分析学家的著作也对我有重要的影响,曾经一度往这个方面下过一些功夫,做了一些初步的涉猎。

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要算马克思。本科四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我基本上熟悉了马克思,后来的研究主要是结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来更深入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在中国的学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在中学时代是一个鲁迅迷,读过当时能找的全部鲁迅的著述。

贾洁:您最近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您能说一下该课题对中国当下文学与美学理论的建设性意义吗?

王杰: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项目是我设计的,两个基本目标,一是找到从美学的角度研究当代社会现实的途径,其次是依托《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建设新的学术共同体。在中国当代美学板块中,关于美学史研究,美学家研究,美育研究,以及艺术理论和文化研究都比较活跃,研究的学者也多,博士论文和国家社科立项也相对较多,但是从当代文学艺术批评(简称“当代批评”)的角度进行理论研究,并且努力上升到美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来展开研究的确很少,在我看来当代中国这一领域研究的相对薄弱是不应该的,因为对当代美学问题的研究是美学理论创新和通过美学介入现实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中国发展二十多年的文化研究本来在西方学术研究格局中是有很强的“当代性”的,但也许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某种导向,许多文化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上。在我看来,阿兰·巴迪欧指出,在整个当代人文学科中,美学与当代艺术批评已经取代哲学占据引领性的中心位置的观点值得重视。但是,我们的美学研究若不经过调整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不可能达到这个位置的。因此,结合当代中国的艺术和文学的丰富现象,用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研究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再此基础上研究当代批评的形态和理论基础在我看来是中国美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其次,关于建设新的学术共同体的尝试。美学的发展也有个生态问题,俗话说的“独木不成林”。关于当代美学问题的研究当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我是偏爱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希望从这个角度切入。有利的条件是我担任《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主编,在这个刊物周围有一批对当代美学问题比较感兴趣的中青年学者,通过项目研究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应该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在当代学术越来越多元化的格局下,大一统的学术团队的学术功能是有限的,一些规模小但是专业性强的学术共同体一定会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用一部分项目经费来做这件事在中国目前的学术机制中也行是最为切实可行的。

如果这两个设想都能基本实现,那么我们这个项目研究对于中国当下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建设性就能做出一些贡献。

贾洁:您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返公共话语空间的可能性,这是您的设想还是预言?

王杰:这是一个很大也很复杂的问题,我是持积极的态度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中国学术界目前仍然有许多误解和偏见,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任其自然。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角度讲,从左联时期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曾经是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中的主要力量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支配性的力量。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以及后来一段时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遭受来自多方面的打击和污名化,马克思主义美学陷入某种程度的低潮,各种各样的美学理论被引进和用来阐释中国的艺术和审美经验,例如海德格尔和尼采。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对现代化的各种不同态度的哲学也会在中国传播,其中一些是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天敌。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美学曾经具有的那种支配性的地位不再有了。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左的历史阶段它的文化霸权和历史作用应该客观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一定要区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一些人所劫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晚年说过一句十分悲壮的话,“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马克思主义重返公共话语空间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我是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和提出问题的。从整个美学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美学是美学思维模式,美学与社会关系的一次飞跃性的发展,它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必然要重返公共话语空间,前提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自身完成它进一步学理化,在中国则需要完成它的进一步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但是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学理的彻底性和对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回应方面需要作认真而持续的努力。

贾洁:虽然在学理上,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大众文学和大众文化理论作出了特别有价值的研究和贡献,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下存在着一股特别浮躁的经由传媒而散播开的大众文化的氛围,不知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王杰:的确如此!中国社会在最近三十年快速推进现代化和市场化,大众文化重新成为文化中的强大力量,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发展,但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政策放松了对文化消极方面的管控,也由于中国文化过早地进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时代,再加上我们正经历着“后社会主义危机”的痛苦,因此,这二三十年大众文化的消极方面影响十分巨大,对社会特别是年青一代造成了不良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并且开始批评这种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犬儒主义的流行和泛滥,对此我深有同感,也在积极思考在“后社会主义危机状况”下人们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的重建问题。近年来我开始通过电影评论来介入当代大众文化的分析和评价就是我这种努力的一种表现。

我还要说的是,传媒就象生产力一样,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是与它在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上发挥作用,在什么样的体制内运行相联系,这是有区别的。同一种传媒,同一种新的传播技术,它可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在不同的体制内发生不同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来看,新的技术往往开创新的审美空间,使许多新的审美经验得到表达,我们美学的任务就是用我们敏锐的触角去感受和发现这种新的因素。

当然,一定要看到,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不良现象是权力资本、金融资本和传媒结合,并且将传媒直接用于利润生产的过程,这样人性中动物性的部分呈现一种喷涌状的放任,在文化上是毒性很大的。因此,我目前也在着手从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美学达尔文主义的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十分有意思的是,中国美学界曾错误的把达尔文主义直接用在美学上,例如很著名的著作《美与意象》就用性快感来说明美感。马克思在美学上是一种哲学人类学视野,强调人与动物界有本质的区别。人性不是革命性,但也不是动物性,美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是当代美学的真正难题。

贾洁:“悲剧”问题也是您长久以来关注的话题,所以还想请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谈一谈关于“悲剧”的思考。

王杰:悲剧问题的确是我关注的话题。在原来的研究中我就关注过悲剧理论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2008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高级研究学者的工作时,了解到特里·伊格尔顿关于悲剧观念的看法,他认为悲剧观念的研究和讨论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核心话题。从曼彻斯特回来我开始着手研究悲剧理论和悲剧观念问题,2014年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得到了重点资助。我现在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现代悲剧观念”这个核心范畴上。

“现代悲剧”是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著名书信中首次提到的概念,指不同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和一般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的悲剧观念,它与社会的新的革命相关联。雷蒙德·威廉斯和特里·伊格尔顿在各自的著作中都系统的论述过“现代悲剧”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我的研究想把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纳入现代悲剧观念的研究中来。一直到特里·伊格尔顿,也包括苏林,托尼·本尼特这些当代西方左翼学者,都认为中国没有悲剧和悲剧理论,他们是从文化的角度论述中国问题的。从黑格尔一直到今天的特里·伊格尔顿都认为悲剧是基督教文化中特有的现象。从我自己的审美经验来看,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有意思的是从朱光潜到现在许多中国学者是认同黑格尔的观点的。

在悲剧问题的研究上,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十分漫长而强大的理论传统。从卡尔·马克思一直到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几乎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大家都研究和阐发过悲剧观和悲剧理论,从卢卡奇、布莱希特、瓦尔特·本雅明,经过萨特、加缪、路易·阿尔都塞,到今天的特里·伊格尔顿和雅克·朗西埃,都有关于悲剧和悲剧观念的重要思想,这是很重要的理论资源。我计划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审美经验和悲剧艺术,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这个问题,对中国无悲剧的观点作出一个理论的回答。

贾洁:您通过出国访学的机会,搭建了良好的中外学者联系与对话的平台。比如四届“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的召开,影响颇大。对比国内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您能谈您的心得吗?

王杰:好的。从2008年在英国做访问研究开始,8年来我连续对20余命位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化学者和左翼历史学家作了学术访谈,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处境、当代的问题以及各位学者不同的学术策略。访谈英文稿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上连载,部分译稿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刊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的感受这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能够有效地交换情况,把握住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化理论发展的脉搏。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双边论坛是我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前任英文系主任戴维·奥德尔森共同创办的。从2010年至2014年在中国上海、英国曼彻斯特、切斯特连载举办了四届,参加的学者不仅来自中国和英国,还包括美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澳大利亚、俄罗斯、斯诺文尼亚、韩国的学者,有些学者连续参加我们的论坛,因此彼此成为了朋友,在学术上有不少交流与合作。我个人的感受,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一个学术平台上交流和对话,对于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很有好处的,从交流和对话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另外,在这种平台上,合作研究的可能性也就出现了。从我自己来讲,在2014年切斯特大学的会议之后,我们有了中英学者合著一本关于《中国梦》著作的计划;我在自己的研究计划中也开展了与阿列西·艾尔雅维奇(斯诺文尼亚)、刘康(美国)的合作研究计划。虽然因为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别这种合作研究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从研究工作可以预期的效果看来,是有良好的前景的。

贾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集刊您的带领下已经坚持办了近20年了,它也是CSSCI核心刊物,是您的心血,您能说一下该刊的办刊宗旨及一些办刊的体会吗?

王杰:是呀,到明年《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就出满20卷了,30余册,总字数超过1500万字,其中许多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美学》、《文化研究》、《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研究》所转载。这份刊物是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倡议创办的,1--8卷由刘老师主编,从第9卷开始我担任主编。这份刊物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处于低潮的历史时期创办的,当时有一个宏大的愿望,办一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专业期刊,促成各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学者的交流与对话,共同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期刊从开始就定下了用不同语言刊发不同国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成果的原则,当然,因为条件的限制,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是我们的确一直在努力。

在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里要办好这样一份专业期刊是非常困难的。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近20年的办刊历史上,经费和人手不足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受到一些人,包括中共干部的不满和反对。说实话这是让人痛心的心事,说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和意义还有许多人不了解或者不理解。对此,马克思当年的态度也是我的态度:“让他们去说吧,走自己的路!”说到办刊的体会,我认为国际化的视野是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能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和尊重,主要是因为期刊的学术质量,只要努力,还是做得的。因为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美学仍然处在美学和文化研究的最前沿。

贾洁:2016年初,您正式受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一直以来,您都强调办学与治学的国际视野,跟您现在的工作环境正好契合,能说说您今后的学术计划吗?

王杰:加盟浙大有些突然。我在交大人文学院的工作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某种困境,我先是向学校提出辞职,但是没有批准,奇怪的是不久又非常神秘地突然解除了我的职务,原因只有决策者知道。这时有几个学校开始邀请我前去工作,我几乎没有犹豫地选择了浙江大学,现在受聘为“求是学者特聘教授”,还担任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

在交通大学工作期间,由于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缘故,对人文学科的危机和可能的出路有长时间的思考,我认为,国际化和跨学科研究是重要的途径。与上海交通大学一样,浙江大学非常重视学术研究的国际化以及跨学科研究,我所工作的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对我们的研究寄予很高的期待,对我的学术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都给予我们办历史上的最大支持,我想这是我把研究工作做好,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办得更好的重要基础。

说到今后的工作设想,首先继续办好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从今年我们将论坛更名为“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论坛的组织方式没有大的变化,只是在国际化方面会更为侧重。其次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我们会增加英文文章的刊发份量,增加英文摘要的质量,同时,也会努力扩大国外的发行,希望这份刊物的国际影响力能逐渐提高。

至于我自己的学术规划,第一步把手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认真做好,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一个学术上的考虑是,会将研究重心适当移向审美人类学的研究,这样的调整有多方面的考虑,注重中国审美经验的理论阐释是其中的核心点。用国际化的方法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的审美经验和美学,我想是有意义,也很有挑战性。

贾洁:最后一个问题。我们80后的青年学者,在参与国际对话的过程在,在所谓话语权方面多少还是感受到压力,您对我们有哪些建议呢?

王杰:这是一个困难的过程,过去是如此,今后很长时间仍然会充满困难,但是路是能走出来的。回想2008年我已经51岁了,英语不太好,但大胆跑到全英排名第五的英文系做研究,真是太拼了。现在回想起来,大约是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的缘故,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英国开放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英文系、人类学系的许多顶级学者都安排安排时间专门接受了我的访谈,其中包括伊格尔顿、托尼·本尼特、汤普森(剑桥)、拉什(戈德斯密斯学院)等。因此,我想对青年学者说,学术追求的勇气是很重要的,学术交流的机遇要自己努力创造。

其次,我建议一定要盯住国际学术界的前沿,努力做一流的研究。在当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目前仍然是一个充满危机和希望机遇的时期,问题是自己要钻得下去,在1—2个问题上取得发言权,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比别人研究更深入、更系统。首先要有发言权,然后才谈得上话语权。现在青年学者英语好这是个优越的条件,但英语只是工具,学术交流要有内容,有自己的研究、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理论。再此基础上加上学术追求的勇气,事情就好办了。

好的,感谢你,希望有机会我们继续交流。


王杰(1957—   ),江苏无锡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兼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学学会常务理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名誉研究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审美人类学研究。著有《现代审美问题:人类学的反思》、《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中英审美现代性的差异》等,译有《美学意识形态》、《本尼特:文化与社会》。

来源中外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