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

（本文作者与李泽厚先生）

千言万语，仍是一个老问题：动物有否道徳？不管时髦说如何红，他仍坚持儒学根本观点：人禽之别！

李泽厚先生提出“情本体”，是他晚年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是他“该中国哲学出场了”当中应该出场的哲学之一，也是“中国哲学如何出场”中的应然哲学形态之一，但往往也是被大家误解的地方：“情”何以成为本体？哲学怎么能“谈情”呢？

这个情本思想的提出，我觉得，乃是在面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所提出的中国挑战。从西方思想的历史大势来看，后现代也是为了反对“启蒙理性”之缺失，这倒可以理解，但它的确走得太远，反对之后，走向何方？

从建设性的角度看，“情本体”思想，既防止了（现代性）理性之偏僻，也预防了（后现代性）感性之泛滥，可谓两面出击，行走“中道”。李先生看了我这个判断后，说：正鄙意也！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建设的哲学，而不只是解构、破坏，破坏的祸首便是尼采，尽管我并非完全否定尼采……

李先生认定：情本体即“情理结构”。“情理结构”是情本体思想之内核，然而，情本体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情理结构”的来源在哪里？

这就回到了一个根本问题：人是什么样的动物？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这个问题也许就不该追问，它属于“宏大叙事”。然而，人是什么，李泽厚终要直面，他深深赞同一个西方思想的定论：人是理性的动物，并认定后现代就是想以各种方式推翻这一点。

由此出发，李先生乃一位“反”后现代主义者，情本体的人性论之出发点，也在于人有理性，所以人才不同于动物。李老师在这一点上，深谙儒家的“人禽之别”，他最近甚至强调“情理结构即人禽之別”，《论语今读》对此说过不少。

然而，我与李先生的分歧就在于，既然您主张情本体，以情为本，为何不把“情理结构”贯彻到底？既然“情理结构即人禽之別”，为何区分人禽的只是理性，而无情感干系？我追问李老师：您的情本体，没有贯彻到底的真正原因，就在人禽之分上（及对道德的基本确定上），仍是一位康德式的纯理性主义者，如若把“情理结构”贯彻到底，就应该不赞同这种理性中心的观念。

于是乎，有没有这样一种界定的可能性：从“情本体即情理结构”来看，可否说，人当然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情感的动物？李老师断然否定：你这“同时”没有意义，人是情感的动物=人是动物。人当然是动物，动物就有情感。

我回答：动物有情绪，当然没问题，人也是动物，也没问题，但人的情感，似乎总有超出动物的那个维度，这恰恰在于人有理性融贯其中，此乃“情理结构”也！

李老师回应：你那“维度”从哪里来？我大讲“情理结构”，你应反对才能自圆其说。所谓“贯彻”，正好是今天的机器加人欲，一半一半而已。

我再回：一半野兽，一半天使，机器加人欲，肯定是二元凑泊，而实应为情理交融也！“情理结构”，完全赞同！但是，“情理结构”的源头理解上，大概与您有个分歧，就好像实践论上的分歧一样。这也可归结到您的“工具本体”与“情感本体”的二分问题上。

的确，孟子重人禽兽之别，但也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差别其实很小，就像DNA的排列顺序，人与动物其实差异不大，但就那一点点的差异，却造成如此之分殊。问题是，除了理性，“人化”的情感，是不是人禽之分的界限？李老师始终也不赞同“高级情感”抑或“道德情感”之类说法，但如以“情理结构”区分人兽，岂不更完满？既有理，又有情也！

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对情本体的基本理解。“情理结构”的价值，从人兽相揖别的地方，就出场了！然而，正如李老师说，千言万语，仍是一个老问题：动物有否道德？不管时髦说如何红，他仍坚持儒学根本观点：人禽之别！

李先生反复告诫我：情本体没那么简单直接，你不要跟着潮流跑，这个潮流也就是当今西方情感哲学的潮流。譬如，如今中西方学界都比较注重四端之说，但李老师近期则明确“反四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发生了一系列思想交锋。这轮对话，李老师最后说：有分歧，没关系，各继续走自己的路，这在2014年一开始就如此的。

我则最后回应：目前，还是“照着讲”，照着您讲，希望成熟之际，能“接着讲”一些，但自从转向中国本土以来，早已笃信此“情理结构”之广大前景。也许我能看到，看似诸侯兴起实乃沉渣泛上之后，一个更为清明的中国思想界也！

（2017年5月4日《南方周末》，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