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李泽厚“情本体”的逻辑起点在哪里?(《南方周末》专栏之一)

刘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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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与李泽厚先生)

千言万语,仍是一个老问题:动物有否道徳?不管时髦说如何红,他仍坚持儒学根本观点:人禽之别!

李泽厚先生提出“情本体”,是他晚年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是他“该中国哲学出场了”当中应该出场的哲学之一,也是“中国哲学如何出场”中的应然哲学形态之一,但往往也是被大家误解的地方:“情”何以成为本体?哲学怎么能“谈情”呢?

这个情本思想的提出,我觉得,乃是在面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中心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所提出的中国挑战。从西方思想的历史大势来看,后现代也是为了反对“启蒙理性”之缺失,这倒可以理解,但它的确走得太远,反对之后,走向何方?

从建设性的角度看,“情本体”思想,既防止了(现代性)理性之偏僻,也预防了(后现代性)感性之泛滥,可谓两面出击,行走“中道”。李先生看了我这个判断后,说:正鄙意也!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建设的哲学,而不只是解构、破坏,破坏的祸首便是尼采,尽管我并非完全否定尼采……

李先生认定:情本体即“情理结构”。“情理结构”是情本体思想之内核,然而,情本体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情理结构”的来源在哪里?

这就回到了一个根本问题:人是什么样的动物?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理解,这个问题也许就不该追问,它属于“宏大叙事”。然而,人是什么,李泽厚终要直面,他深深赞同一个西方思想的定论:人是理性的动物,并认定后现代就是想以各种方式推翻这一点。

由此出发,李先生乃一位“反”后现代主义者,情本体的人性论之出发点,也在于人有理性,所以人才不同于动物。李老师在这一点上,深谙儒家的“人禽之别”,他最近甚至强调“情理结构即人禽之別”,《论语今读》对此说过不少。

然而,我与李先生的分歧就在于,既然您主张情本体,以情为本,为何不把“情理结构”贯彻到底?既然“情理结构即人禽之別”,为何区分人禽的只是理性,而无情感干系?我追问李老师:您的情本体,没有贯彻到底的真正原因,就在人禽之分上(及对道德的基本确定上),仍是一位康德式的纯理性主义者,如若把“情理结构”贯彻到底,就应该不赞同这种理性中心的观念。

于是乎,有没有这样一种界定的可能性:从“情本体即情理结构”来看,可否说,人当然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情感的动物?李老师断然否定:你这“同时”没有意义,人是情感的动物=人是动物。人当然是动物,动物就有情感。

我回答:动物有情绪,当然没问题,人也是动物,也没问题,但人的情感,似乎总有超出动物的那个维度,这恰恰在于人有理性融贯其中,此乃“情理结构”也!

李老师回应:你那“维度”从哪里来?我大讲“情理结构”,你应反对才能自圆其说。所谓“贯彻”,正好是今天的机器加人欲,一半一半而已。

我再回:一半野兽,一半天使,机器加人欲,肯定是二元凑泊,而实应为情理交融也!“情理结构”,完全赞同!但是,“情理结构”的源头理解上,大概与您有个分歧,就好像实践论上的分歧一样。这也可归结到您的“工具本体”与“情感本体”的二分问题上。

的确,孟子重人禽兽之别,但也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差别其实很小,就像DNA的排列顺序,人与动物其实差异不大,但就那一点点的差异,却造成如此之分殊。问题是,除了理性,“人化”的情感,是不是人禽之分的界限?李老师始终也不赞同“高级情感”抑或“道德情感”之类说法,但如以“情理结构”区分人兽,岂不更完满?既有理,又有情也!

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对情本体的基本理解。“情理结构”的价值,从人兽相揖别的地方,就出场了!然而,正如李老师说,千言万语,仍是一个老问题:动物有否道德?不管时髦说如何红,他仍坚持儒学根本观点:人禽之别!

李先生反复告诫我:情本体没那么简单直接,你不要跟着潮流跑,这个潮流也就是当今西方情感哲学的潮流。譬如,如今中西方学界都比较注重四端之说,但李老师近期则明确“反四端”,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发生了一系列思想交锋。这轮对话,李老师最后说:有分歧,没关系,各继续走自己的路,这在2014年一开始就如此的。

我则最后回应:目前,还是“照着讲”,照着您讲,希望成熟之际,能“接着讲”一些,但自从转向中国本土以来,早已笃信此“情理结构”之广大前景。也许我能看到,看似诸侯兴起实乃沉渣泛上之后,一个更为清明的中国思想界也!

(2017年5月4日《南方周末》,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