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与社会改造

高建平

前不久,应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会之邀,去那里与学生作了一次以美育为主题的座谈。座谈会上学生们的提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美学研究者的发言,启发我思考了一些美育与社会关系的问题。这里提供几则思考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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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教育与社会的改造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是由众多的单个的人组成的,好的社会是人建设起来,我们可以说,有了好的人,才有好的社会;另一方面,人是在社会中受着环境的影响,在教育中形成的,我们又可以说,有了好的社会,才有好的人。于是,好的社会是好人建的,好人是在好的社会中教育出来的,先有好的人还是先有好的社会,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多少世纪以来,一些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们为此困惑不已。

以倡导美育而闻名于世的两百多年前德国人席勒,面对这种教育者也要受教育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写道:

一个仁慈的神及时地把婴儿从他母亲的怀中夺走,用更好时代的乳汁来喂养他,让他在远方希腊的天空下长大成人。当他变成成人之后,他——一个陌生的人——又回到他的世纪,不过,不是为了以他的出现来取悦他的世纪,而是要像阿伽门农的儿子那样,令人战栗地把他的世纪清扫干净。他虽然取材于现在,但形式却取自更高贵的时代,甚至超越一切时代,取自他本性的绝对不可改变的一体性。这里,从他那超自然天性的净洁的太空,向下淌出了美的泉流;虽然下面的几代人和几个时代在混浊的漩涡里翻滚,但这美的泉流并没有被它们的腐败沾污。(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九封信,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

 

一纸书简,写出了对当时的德国状况的焦虑,对审美教育的期待,对强者的渴望。

对于德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统一,席勒寄希望于像希腊英雄那样的改造世界的巨人。他当然也意识到,教育者也要受教育,但他认为,教育者可以另一个不同的空间中受教育。在希腊蔚蓝色的天空下,在一个更高贵的时代,一个更好的时间和空间,拯救世界的英雄可以被培养出来。这样,鸡与蛋相生的循环,庸人与懦夫相生的循环,就可以被打破。这里的希腊,当然只是古典的希腊,他心中的希腊。在当今的世界,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希腊呢?在为奥运圣火点火时,我们找不到真正的女祭司,而只能找演员来扮演。帕台农神庙依然屹立,但荷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问题困扰着当时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改革者,于是出现了很多的论述。马克思有一段名言: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了,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7页)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希腊的天空,尽管希腊的天空今天仍然那么蓝;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引来了一个超人,这个超人如果真的存在的话,能给我们带来的是福还是祸,也未可知;我们不能将社会分成两部分,一个高而另一个低,如果那样的话,他的倡导者就自相矛盾,一方面要社会解放,一方面公开承认社会不平等了。马克思说,要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环境和人得到共同的改造,从而实现社会的进步,这能够给我们许多启示。

这个“革命的实践”是什么?我们当然不能离开“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排斥作“革新”的理解,“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都是不可取的。革命后要建设,其中既包括经济和社会建设,也包括人的建设,心灵的建设,美的建设。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照马克思的话说,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美育常常被人们作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一种是狭义的。广义的美育指对人的性格的全面培养,造就健全的人,从而造就健全的社会。狭义的美育指对艺术和自然的审美教育,主要指对艺术欣赏能力的教育。

前面所讲到的席勒关于审美教育的思想,是广义的美育。在现代社会,美育这个词常常被人们用来指狭义的美育。艺术欣赏需要培养能力,人需要成长为一个能欣赏艺术的人,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美学观。这种美学观是说,人的艺术能力并不是天生就具备的,是要通过学习获得的。这种学习,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关艺术知识的学习。在绘画中,关于线条、色彩和形体的知识,在音乐中,关于音乐调式、和声等方面的知识,在文学中,关于文体的知识,关于诗歌的韵律、小说的叙事方式、戏剧的结构等等,这些都是艺术理解的重要因素。我们过去有一些文学概论和艺术概论类的教材,给学生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帮助学生对文学艺术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第二,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并不是孤立地学习上面所说这些知识,而是要在艺术欣赏过程中培养欣赏能力。这就好比学习一门外语,抽象地学习几条语法规则,对于理解这门语言没有什么帮助。相反,大量地接触一门外语,在读写听说的活动中,浸泡在这门语言中,即使对这门语言的语法知识不够丰富,没有很高的关于该语言的语法方面的理论知识,也能达到对该语言的理解。第三,理解艺术,需要从历史到社会,从哲学到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如果说艺术是一个小宇宙的话,那么,对大宇宙的理解,也就成了对小宇宙理解的前提条件。第四,对艺术的理解,是与对生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对生活、对社会有着深入理解的人,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人,才能在对艺术的理解方面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这么说来,能懂艺术不是一件易事,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与各方面的知识有关,也与人生的阅历有关。

在美学史上,曾有一种将艺术欣赏等同于趣味判断的观点。我们知道,英语中有一个谚语:谈到趣味无争论。这种观点很容易滑到一种关于艺术欣赏的相对主义上去,即认为每个人的趣味都是平等的。你喜欢莎士比亚,他喜欢福尔摩斯,你和他的趣味平等吗?你纵论神圣的荷马,他在说哈里•波特的故事,你们的趣味是在一个档次上吗?于是,争论就开始了。

趣味说会带来一种看法,认为艺术欣赏不过是对于客观对象的主观欣赏而已。一些人面对思想深刻的伟大作品味同嚼蜡,而喜欢一些惊险恐怖或者滑稽荒诞的故事,那么,让他们做喜欢做的事好了。假如他们这么做,对别人无害,对自己能提供快感,达到休息,调节情绪的目的,那也不错。这是一种想法。与此相反,人们从趣味说中,又总结出另一种看法:作品与作品不同,趣味与趣味也不同。一位小学生看儿童画报,可以津津有味。给他讲讲黑猫警长的故事,或者看米老鼠唐老鸭的动画片,他觉得趣味无穷。但当他长大以后,就不再满足那些儿童故事了。他要开始读更复杂一点的作品。我们能说,这位小学生不是在进步,而只是变化吗?显然不能,他的进步是明显的。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的艺术欣赏能力也在提高。这不否认不同年龄,不同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人的,可以欣赏不同的东西,他们的审美要求也有权得到满足。但是,既然人的审美趣味与教育水平挂上了钩,再说它们之间无高下之分,就很难成立了。

文化教育水平高的人与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在欣赏趣味方面的不同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时,人们实际上就已经不再坚持“谈到趣味无争辩”了。实际上,人们并不是不争辩,而是一直都在争辩。他们聚在一道,说新出的某部电影好或者不好。在他们之中,某些人似乎更能说服别人,使他们的趣味得到更广泛的接受。一些批评家们在写批评文章,说服别人也接受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些人成为著名的批评家,他们的批评为大众所看重,也让艺术家敬畏三分。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心照不宣,都有一个共识:艺术作品是有高下之分的。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的艺术从业者们生产着不同类型的文学艺术产品,艺术行业的管理者们对它们进行着分类管理,并在这种管理中显示出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就是对高下不同的艺术进行区别对待。从事文学艺术的历史写作的人中,也在进行着选择,将他们总是“有限的”篇幅,留给他们所认为的最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们在对趣味进行着争辩,并宣示这种争辩的结果。

作为这种争辩的继续,他们确认,人与人的艺术欣赏能力有高下之分。这种高下之分,在有些方面是明显的,有些方面则不明显。人的数学能力有高下之分,遇到一道难题,我做不出来,别人做出来了,我得承认,他的数学能力比我强。人的语言能力有高下之分,我懂一门外语,别人懂三门,我碰到这方面的问题,就向他请教。艺术欣赏能力也是如此。碰到我不懂的艺术品,不能不懂装懂,不能觉得我已经在别的领域有了成就了,或者有了社会地位了,就自然成为艺术方面的专家。我仍然需要通过学习,变得懂一点,懂得多一些,慢慢看出门道,看出味道。

以上是说狭义的美育,这种美育的目的,是培养懂艺术的人。广义的美育则不同,要培养心智健全,全面发展的人。人们的学习,常常被直接的目的所引导,从升学考试到职业培训,都具有直接的目的。这些直接目的,常常使人片面地发展,只发展有直接效用的技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常常在生活中学会一些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学会应付各种人际关系的能力,所有这些,也都具有直接功利性。怎样在这些能力的片面发展之上,获得人的知识、能力、性格和修养的全面发展,使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怎样使艺术能力成为生活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随着教育被日益专业化,学术被日益学科化,人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成为职业分工,这些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突出。

我们看到,在席勒那里,美育被广义地理解,被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工具,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发展被看成是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的条件。美育被狭义理解,成为与种种专业教育并列的一种教育,仅仅培养与艺术有关的技能,这是一种在现代社会才具有的现象。在古代社会,艺术的教育始终都是为培养人,使人全面发展,使社会获得凝聚力联系在一起的。孔子说“君子不器”,《乐记》讲“礼别异,乐和同”,说的是这个道理。古代中国将“六艺”列入教育科目之中,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不仅包括礼和乐,也包括像射箭、驾车这样的身体锻炼,还包括书写和算术的训练。在古代希腊,戏剧成为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出现了辉煌的悲剧和喜剧。这些都说明,所谓美育的狭义和广义,其中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美学家们都将对两者进行清楚的辨析看成是自己的使命。他们要区分真善美,在知识的学习,道德的培养与美和艺术的欣赏之间作出理论上的区分。然而,在实际上,美育理论正是在真善美的连接处展开的,美育研究者要看到的,是这三者在教育实践中的联系和相互促进关系,而不是它们在理论辨析中的区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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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以后,这个口号在中国已经相当流行了。在蔡元培先生那里,美育代宗教的口号,是反对迷信,反对宗教的偏执性,同时肯定宗教所具有的审美功能,或者说通过情感教育来影响人的功能,并将这种功能抽取出来,用普遍性的审美来取代片面性的,在教派区分的支配下使人们各执一端的宗教。这些思想,我们在今天读来仍觉新鲜,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然,蔡元培所提出的只是一个审美的乌托邦而已,这是从席勒开始的种种审美乌托邦继续。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在世界的一些地方,生活中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继承了宗教的一些色彩:例如,人们仍然庆祝宗教节日,保留了宗教传统所带来的生活习俗和伦理观念的痕迹,但是,宗教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成为审美意味的东西了。宗教画像和雕塑从原来具有神性的图像,变成了艺术欣赏的对象。宗教音乐走出了教堂,人们仍喜受其中的一些宗教意味,但这种喜爱常常已经超出了其中具体的宗教含义。宗教经典文本被许多人从文学的角度来阅读,并由此而获得超越某一宗教派别,超越民族、国家和文化的普遍性。

从另一方面看,艺术和美育是否具有取代宗教巨大力量,学者们仍会各抒已见,见仁见智,继续讨论下去。黑格尔排出的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顺序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宗教代表着一个比艺术更高精神发展阶段。这样一来,如果说美育、艺术、审美能够代替宗教的话,那么,似乎就会出现了一种与黑格尔不同的新的顺序观。这种新的顺序观还可以用来驳斥当今流行的艺术终结论,从而提出这样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甚至哲学,也可以被艺术所取代。当哲学由于思辨而变得软弱,缺乏生命力时,宗教乘虚而入,以其生动的形式和思想、情感与活动结合的特点,赢得人们的支持。当宗教由于其偏狭和排它性,在相互纷争中消耗了其力量时,艺术重新使人们团结起来。这种乌托邦式的对艺术的见解,也可以说下去,也会对人们有启发。

历史总要比哲学复杂得多,如果我们接触到实际的情况,就会发现,黑格尔的三段论,美育代宗教的构想,都远不如真实发生着生活过程复杂。

在近代中国,更加现实的存在,更流行的趋势是“科学代宗教”。科学来到世间,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它改变了人的生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对世界的态度。这里所说的科学,应该区别与古代作为纯粹推理形式的数学和一般实用性的技术。它主要是指过去几个世纪,特别是从十七到十八世纪才在欧洲形成的对自然的实验性研究。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将世界划分为我们可见到的,变动着的现象和存在于现象背后的,不变的本质,前者是感觉的对象,后者是理性的对象,数学从属于这种揭示对象本质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古代世界的这种本质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二分,到了中世纪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时,理性中的数学因素被伦理因素所压倒,形成了伦理与现实的二分,即来自于上帝的道德要求与人的世俗欲求的二分。文艺复兴以后的哲学,从恢复古代世界所尊崇的理性开始,从而再次形成理性与感性的二分。欧洲近代的实验科学,打破了这种古代与中世纪所形成的本质与现象的二分。科学带来了一个观念,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不再局限于通过对变动着的对象的否定而达到不变的本质,而是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寻找变动着的对象的变动的规律。

由于有了科学,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许多现象的认识被彻底改变了。这也迫使宗教不能与之争锋。科学形成了对世界的种种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取代了过去宗教所赋予世界的种种特性。科学认识了自然,就揭开了宗教所赋予自然的神秘面纱;科学形成了巨大的改变世界的力量,而这些力量过去是归结于神或上帝的。于是,相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对于从事美学和艺术的人来说,科学与宗教之争,是一个他们正在经历的大的历史过程。他们所能做的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科学与宗教之争留下了许多的空间,需要去填补。现代生活的复杂性,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科学并不是万能的。这种在实验意义的上科学,并不能解决一些与人的社会和心灵有关的问题。艺术在这方面大有作为。艺术并不是要使宗教复活。宗教自身就在寻找着复活的时机,并力图在科学所遇到困境时,在科学带来问题时,发挥自己的作用。艺术所能做的是,提供另一种可能。在科学事实上并不能代宗教,从而使社会和人的心灵再一次出现两极化时,起一些建设性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美育所能起的作用,实际上要比“代宗教”重要得多。它应该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到全民教育,特别是青少年教育的体系之中。中国的教育长期被一些升学考试指挥着,从中考到高考,年轻学生要过一道又一道的关。这些关过不了,就无法升学,无法享受国家的教育资源,以后的就业前景也暗淡。当一个学生终于熬到大学毕业时,考试并没有完,一切才刚刚开始,他还要考各种各样的证书。当然,升学考试是目前阶段维护教育公平惟一的手段,无法替代;各种证书考试是竞争上岗的有效手段,想出更公平的办法也难。但是,由此带来的教育片面化,的确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于是,我们培养出了在考试中长大的一代又一代人,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善于考试的民族。

前几天在住宅楼的电梯上,听一年轻母亲与女儿的一段对话。女儿大概在上幼儿园或是小学一年级,朗诵刚学到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母亲问:“‘白日依山尽’与‘黄河入海流’之间是什么标点符号?”女儿回答:“是逗号。”母亲高兴地说:“对了。”我听了想笑,那么一点大的孩子,一定要知道两句诗之间的标点符号吗?重要的是,引导孩子想这两句诗所提供的意象的美,而不是中间用什么标点符号。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学校里只能那么考。其实,我们的各种知识的学习都是如此,注意力都放在可考查性上面。对学生的要求,是朗声给出一个背诵得来的标准答案,而不是培养出思考力和想像力。

寒假期间去巴黎看了一些博物馆。最使我感慨的是,在博物馆里看到一群群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到博物馆参观。孩子们坐在一些世界名画前,馆里的专家给孩子们讲课。课讲得生动活泼,孩子们不时举手提出问题,专家耐心地解答。那些场景真使人感动,这样的教育潜移默化,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那里也有不少中国游客,他们只是在罗浮宫里找“三件宝”,即《米洛岛的维纳斯》、《蒙娜•丽莎》和《胜利女神像》,找到后就拍照片,使到此一游的心理得到满足。在无数的重要艺术杰作前,他们匆匆走过,视而不见。其实,这些游客能进博物馆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是那些博物馆的巨大名气所感召下的结果了,他们平常是从来不进博物馆的。

在“考分代美育”的教育环境下,我们能说什么?做什么呢?我想说这样几个意思:

第一,美育对人的素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无法对现行的教育体制说什么,这种教育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并且这种改革也一直不断地进行着。但是,我还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在中学生中进行美育,并不一定是浪费时间,只要处理得好,美育与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可以相互促进的。不要给学生出这样的题,问他们在“白日依山尽”和“黄河入海流”之间是什么标点符号,而是引导他们欣赏这两名诗的意象美,词句的美,使他们对一些优秀的诗歌产生爱好,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用音乐和美术丰富他们的生活,从而使他们在视觉的形体和色彩,听觉的乐音和韵律的接受能力,知识与情感的协调发展方面,都得到发展,这也是我们能做到的。

第二,对于大学生来说,要强调大学的理想。大学不是技能培训班,而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生要全面发展,学文的学生要懂一点理科的知识,学理的学生要懂一点文科的知识,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学理学文,还是学医农工商,都要学一点艺术,形成对艺术的爱好,这就能使片面的中学教育有所弥补。

第三,近年来在中国,有一个话题很流行,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是一件好事,人人都爱美,我们居室、环境和生活方式都体现出美的趣味,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本来很好的一种对生活美的追求,在一些学者那里却被弄得恶俗不堪,将美感等同于快感,追求高档生活享受,高额消费,声色犬马的追求。溯其本源,还是教育,特别是美育的缺乏。

从席勒提出美育乌托邦到今天,已经二百多年过去了。在这二百多年中,出现了无数主张教育救国,教育救世的主张。谈到社会改造,过去有根本解决与逐步解决之争。社会的改造是一种建设,它与经济建设一样,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不可能一下子来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翻一个底朝天,就会将许多丑的东西翻上来,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打扫干净。我们要建设一个美丽的乡村和城市,如果不知道什么是乡村与城市的美,就只能造出一些恶俗的形象工程来。我们要建设一个美好的自然和社会,如果不知道什么是自然和社会的美,只能是破坏自然,毒化社会。让人们受到美的教育,提高全社会的审美修养,这是建设美的自然、美的社会、美的国家、美的世界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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