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邱伟杰

作者：邱伟杰 刘浩冰 燕之浩 金涛

引言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核心，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建构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享乐型的原始资本主义没有把利润投入再生产，而是用于消费，隔阻了资本再扩大生产的良性循环，也隔绝了对持续发展性产业的建构意愿和规划。因此，表象上指向了“消费是消耗”的推断。而当今是全球资本丰盛的时代，已无“资本”短缺的核心阻隔力。符合市场刚需、有核心技术壁垒、有正向现金流的项目，成为资本市场的热力追捧的宠儿。

普及美学正是后经济时代的新引擎。在人们已解决温饱问题的当下，“衣、食、住、行”的刚需已基本满足，新时代又唤出人们对生命快乐感、价值感 ，普及美学所倡导的艺术人生便适逢其需。 笔者认为，在古代中国，儒家就以个人或家庭的财富来培养学士以获取更大的名利，但由于书籍和教养机会的限制性，无法完成大规模复制 （也受限于功名和成仕的名额）。当下信息时代的全球大碰撞，一方面带来信息的繁杂和迷乱；另一方面也供给人们极大的学习便利。同时，践行艺术人生的“美的人”，在成长的历练后， 。快乐经济的时代所带来的广阔天地和社会文化的海量需求，将给人们带来无限发展的舞台。这也是IA智能时代下，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人文温媚馨的新型服务业。

美的欲望的正面解放，一方面能抵御“资本消费主义”对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则以几何级数的倍增扩大了人们对美丽人生的投入。这种解放对社会明德向善的价值，以及国内经济的内需拉动，有着无以计量的意义。

普及美学从根本上正视了人类千年以来对“欲望”的堵截策略，指导人以美的修炼进阶来收获快乐。快乐可以产生财富财富再又投入快乐的经济循环，正呼应韦伯提出的，资本不停投入生产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将成为建构长期产业化的源头动机。

我们应大胆假设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方式，或称其为“东方美好生活主义 ”经济方式。上承千年儒家学士的生活方式，今接现当代哲学的“人性解放”（而决非人性泛滥），来补充IA智能时代下的“人无工作论”。这是有时代性又有未来性的经济探索和美学探索

 

一、从西方美学到本土普及美学的发展延续

现代西方美学诞生源远流长，在近代作为一门学科传入中国。但是，西方美学传入中国后明显存在水土不服的现象。相反，根植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观念更加契合当下人们对事物品质的内在追求，普及美学的概念便应运而生。

（一）西方美学概念的诞生

美学，是关于美的学问。在西方，美学最初属于哲学的一部分。在古希腊的伯里克里斯时期，处于黄金时代的希腊文化完成了由文艺向哲学的转变，由此催生出了美学的萌芽。[1]最初，美学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看待美学问题，将美看作数量和比例上的和谐，努力找出客观的形式之美；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他将美的发展由自然界转向社会，完成了早期希腊美学思想的转变，美学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柏拉图认为“美的境界是理式（Idea）世界中的最高境界”，由此来探讨文艺与社会的关联。亚里士多德更是希腊早期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完成了两部有关美学思想的专著《诗学》和《修辞学》，其中“《诗学》是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依据。”[2]美学思想也伴随社会发展变迁而发展，从罗马时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贺拉斯、奥古斯丁、达·芬奇、笛卡尔、卢梭……先哲们对美的认知日趋深入和深化，持续推进着美学向前发展。

作为一门学科，美学概念的产生源于哲学内部新学科的创立。美学的本义是Aesthetic，最早由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提出。Aesthetic源于希腊文名词，有感觉或者感性认识的意义，指向的是区别于理性认知的感性认知，也就是情感认知。鲍姆加登在《美学》这一代表性论著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学 （Aesthetic）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和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 。”[3]所谓感性认识，是指人的认识或意识结构中一切“混乱的感觉”和情感等，与被逻辑学研究的高级的理性认识相对，所以，Aesthetic实际上应该是情感认知学。自此，美学就成为了与逻辑学、伦理学并立的哲学的一个分支，Aesthetics就成为这门新学科的名称。

尽管此后的西方学界一度批评鲍[4]姆加登，认为他在以美学（Aesthetic）作为认知方向的探求路径上，只是表达出了情感认知的动向，并没有表达出“美”自身的含义，于是纷纷提出异议。[5]鲍姆加登认为情感认知的完善，本身就是一种美。无论后人对其支持抑或批评，这自然持续推进着对“美学”认知的深入探究，却都无法否认鲍氏的首创之功，也更加筑实着“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

（二）西方美学概念传入中国

现代汉语中的“美学”属于外来词汇，在晚清时期传入中国。据国内学者黄兴涛和刘悦笛等人研究考证，西方传教士在西方美学学科传入及美学知识的介绍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66年，英国来华传教士罗存德在《英华词典》中将Aesthetics一词译为“佳美之理”和“审美之理”。这表明罗存德已经用“美”的理念来传播美学，其间还涉及了现代美学的审美概念。1875年，中国人谭达轩编辑出版、1884年再版的《英汉辞典》中，Aesthetics被译为“审辨善恶之法”，但是尚未出现“美学”一词。

多数学者认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率先创用“美学”一词。1873年，他在中文著作《大德国学校略论》一书中介绍西方“智学”课程时，简略谈过西方心理学和美学的相关课程。他认为西方美学课讲求“如何入妙之法”或“课论美形”，论及美学的阐释，内容涵盖山海、动物、宫室、雕琢、绘事、乐奏、辞赋、曲文等七个方面。“这是近代中国介绍西方美学的最早文字”，这尚属于当时个人的偶然使用行为，此后二十余年未见在中国传播。[6]但西方传教士面对中国文化一时找不到适合语义的词语，只能根据意思创造出一些词语来，这自然达不到契合中国的语境阐释。在其影响下，中国近代学者已经自觉接受西方文化，如颜永京曾翻译的当时中国第一部心理学著作《心灵史》，在书中他采用了中国古代汉语的形式，用“艳丽”一词来阐释西方美学的观念和认知，虽不完全确切，却颇有东方美学意象。

“美学”一词在中国广泛流行是在甲午战争后至20世纪初，即从日本正式传入中国该概念。[7]王国维在该方面用力甚多。他通晓日文，曾于1902年翻译日本学者牧濑五一郎的《教育学教科书》和桑木严翼的《哲学概论》，书中多用现代美学的基本词汇。同时，他还在翻译《哲学小辞典》一文中，对美学下定义，认为美学是“论事物之美之原理”，同时将Aesthetics译为“美学”“审美学”。据黄兴涛先生考证，在王国维之前已有日语“美学”概念引入，早在1897年康有为编辑出版的《日本书目志》，便出现过“美学”一词。1904年，张之洞等组织制定了《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这是“美学”正式进入大学课堂的开始。可惜，囿于当时的形势，“美学”这门学科并没有落实执行，直到民国时期美学才正式被列入大学文科专门课程中。是时，蔡元培在《哲学大纲》中，将美学学科列入“价值论”中，同时将美学与科学、伦理学并列。徐大纯在《述美学》一文中，将西方美学进行言简意赅地介绍，但是在介绍Aesthetica一词时，忽视了汉语翻译上的转化。[8]萧公弼在1917年《存心》杂志上连载了一系列美学论文，他借助中国传统的佛教思想，提出了独立的美学看法，认为美学的主要目的为研究精神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可见中国近代学者在引入西方美学概念的同时，也在用中国自有的方式阐释和发展美学的概念，尽可能较为系统地了解西方美学学科。其实，美学不仅仅包含情感认知这一个层面，美学所涵盖的要宽广丰富得多，它是关于品质的学问。所以，中国人说美学是品质认识，在这方面，传统中国美学观念早有研究。

（三）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诞生及其发展

中国美学在理论形态上与西方大不相同，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对精神世界的反思就达到了一个高度抽象的层次。从语源学上分析，汉语语境中的“美”的涵义众说纷纭，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为“羊大为美”，“美，甘也，从羊从大。”这实际上是说的一直味觉感知体验。萧兵在《楚辞审美琐记》中认为“美的原来的含义是冠戴羊皮或羊头装饰的大人，是从羊人为美演变为羊大为美”，[9]或“由巫术歌舞到感官满足”，[10]从而奠定了字源学的解释根基。随着文字学的发展，学者马叙伦认为美、媄、羊古音相同，音皆如“㜫”，女子色好为美。[11]陈良运先生则在考察中国古典文献的基础上，认为“美”实际为阴阳结合的表征，象征着男女的性意识，[12]由此也体现出更为规范的性行为以及相应的“合理性和诗意”。[13]由此可见，从文献学、文字学上的梳理，关于“美”的解释尽管众说纷纭，离不开对情感和社会规范的认知。

在殷周之际，古人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意识逐渐从其他活动中分化独立出来。追溯中国美学思想的起点，就要发掘体现中华文化独特思维方式及审美意识的卜祀燕饮、钟鼓玉帛等方面。后世国人对玉器、礼器乃至饮食的重视、对符号的尊崇，都可以从礼制典章中找到相关依据，其中浸透着“礼”的规范。先秦时代的审美融于礼乐文化中，古代礼乐通过独特的形制、和谐的色彩、复杂规范的纹饰、不凡的音调等形式特质，陶冶传达出特有的人情味道，达到教化社会的目的。从蕴含巫术色彩的祭礼，到贵族阶层的礼乐，然后发展到礼俗、礼教、礼法，并抽象出了礼义，“关于音乐、舞蹈、诗歌、服饰、仪典等审美问题的思考都带有政治、教育、宗教的背景”，[14]蕴含对“道统”的追求，这成为中国古代美学的基础。“道统”贯彻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始终，也是中国古代“知识人”毕生追求的目标。维系“道统”就是需要建立一套天然的社会秩序，在美学意义上的呈现形式就是外在的器物形制上达到一种至高的标准，符号特性与“道统”的达到统一，其内在特征就是我们常说的品质。

因此，笔者认为，美学实际上是以品质、品质学作为核心和重点的学科， 其中包括情感认知。基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属于农耕文明，唯有贵族阶层才能更大程度上享有品质的生活，这无疑是限制了社会的整体发展。如何让更多的人享有品质生活，一种新的美学形式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四）普及美学得到重视和弘扬是大势所趋

无论追溯诞生于西方社会的美学学科理念，还是爬梳根植于中国传统美学的观念内涵，我们发现，美学如何适应当下社会发展，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所在。发展学科的目的是为了更清晰地进行研究，并更方便地服务于当下，而源自传统中国的美学观念，基于社会基础的不同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也亟需对其进一步发展。

前文提及，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在建立“道统”社会秩序之时，通过礼来建立一种规范，达到对社会教化的目的。文化总是由社会的上层传到社会的下层。在传统社会信息和知识相对迟缓的年代，传播美和应用美成为一种特权，文化的传布较为滞后，这显然阻滞了更多人接受美和应用美。此外，儒家就以个人或家族的财富来培养学士以获取更大的名利，但由于书籍、教养机会及社会制度的限制性，无法完成大规模复制，也阻碍了社会美学的普及提升。在人们已解决温饱问题的当下，对“衣、食、住、行”的刚需已基本满足，社会环境的变迁，改变了对美认知和传播的基础，新时代又唤出人们对生命快乐感、价值感、意愿感的刚需，普及美学所倡导的艺术人生便适逢其需。

普及美学，是关于在品质学之外的人群中，进行认知、传播和应用美学的学科。对普及美学认知首先是建立在信息对称的基础之上的行为，信息的自由流通一方面是基于现代社会信息技术手段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人自我品质美学意识的觉醒。如此，人们才有更多机遇、意愿和动力  去感知美、接受美、欣赏美并应用美。美学的普及程度正同步反映着一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普及美学的产生、发展也成为时代所需。

二、品质与需求相行并进，促进着美学发展

笔者认为，美学重点关注对事物内在品质稳定性的研究 。人类需求的发展与需求对象的品质息息相关。需求的层次不同，显示出人们品位和品级的不同。需求是人类发展最基本动力，并随着人的成长而不断提升。品质与需求呈现相行并进的趋势。

（一）品质是美的内在属性

中国传统的品质生活，呈现出典型的东方意趣，“美学生活化”和“生活美学化”就是主要特征，这体现在品质与品格、品味、品级的不同。

笔者认为， 主要指的是比较虚的一种人格形式，是有一定社会道德化限定的，是形式化的；格，是外在形式和外在表现。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赋予各种事物以品性来比喻人之品格。宋代袁夑曾赞美竹子，“有凌云之势”，“其中则虚，有似乎君子之虚；其心其节则劲，有似乎君子之守；其节体正而气肃，又有似乎君子。望之可尊，即之不厌，能使人襟怀洒落，俗氛不入”。又有梅花，经霜傲雪，不与群芳正艳，世人谓其有傲骨之品格。菊化凌寒不屈，迎霜而放，具有坚贞人格。晋代陶渊明独爱菊，也喻其不肯“摧眉折腰侍权贵”。事物被赋予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品格，比附君子之德。品格是高于社会上的大多数普通人的品性，因此，才会成为一种美。

品味是一种体验，味是体验。在日常生活中找到美、享受美并感悟美是中国一种传统生活的常态。先秦时孔子一直向往暮春时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体验，老子追求“鸡犬相闻”的本真生活，庄子则享受逍遥惬意的生活状态；魏晋时风度怡人，陶渊明浸透于恬淡宁静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谢灵运驰骋山水之间；唐宋文人白居易追求自然意趣和赏游、宴集的雅趣，苏轼等人在逆境中安顿自己，以清欢慰人生，葆有对生活的热忱；直到晚明文人品味浮生，品味雅致的生活，“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15]达到了生活美学的高峰。用内心来体验生活，感知生活，享受生活才能丰盈内心。

品级则是社会限定的相对不稳定的东西，关于级别、位置，是不稳定的相对社会限定；级是社会限定。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很多事物的意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社会的等级正是通过事物的外在形式展现出来，事物的内在属性折射出社会中人的级别与差异。古代礼法中的器用各有规定，“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16]同样，民间生活中，显而易见的可见石榴象征为“多子”，桃喻为“多寿”，“梅开五福，竹报平安”，这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日常年画中，自然也有柿子比喻事事如意，藕比喻聪明，表现出不需要多高的学问和文化修养就能轻易实现。但是，对文人士大夫而言，他们眼中和笔下的事物却经常表现出“较强的典范性和理想主义色彩”，[17]体现出人文气息。松柏在百姓日常生活中被喻为长寿之姿，但在文人笔下却被赋予了“坚贞守节”的禀性。荷花常人经常看作“连绵不绝”之义，取其“连”意，士大夫阶层却取谐音为“廉”，与“出淤泥而不染”的“廉洁”的意象一脉相通。品级的差别，也反映出内在品质的差别。

因此，品质就是相对稳定的内在含量和内在属性，品质学 是有面、有点、有分层细化的，是非常全面而系统的学问。

（二）需求是品质提升的动力

需求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表征，人类有最基本的自然需求，表现为食欲、性欲、求生欲、追逐欲等。这些基本欲求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底层需求基础。

首先，人的需求是生命的原动力，是活着的依据。需求是动物体感觉缺乏而渴求的一种心理现象。人类行为的逻辑起点，也是人类社会得以运行的根本动力所在。“人类的欲望是人体各种器官官能渴望得到满足而通过相应的生理——心理过程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18]人类的行为无论如何异乎寻常，都由需求引发。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为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繁衍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9]人类只有通过物质生产才能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活动，同时只有通过人类繁衍才能实现社会的延续发展。需求作为人类需求的原动力，保证了人类自身的存活和整个社会的绵延赓续。

其次，人的需求随着成长会丰富、发展并细化。在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满足后，也随之呈现出升级发展的趋势。人类从最基本的果腹之足，逐渐发展到美食之欲；人类性行为从最基础的繁衍之用，发展到追求心灵满足之感；人类的安身立命之需求，上升到新的欲求。这无一不呈现出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人类欲望的无限性决定了对客观需要的无限性，从低到高，逐步追求品质。

再者，人的需求社会的变化和变革会带来社会的复杂化以及冲突化。人类的需求的升级，促使人类自身个体与整个社会发生联系，并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与社会展开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活动，进而由个体的经济行为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经济现象。而需求的多样化和高端化，势必导致交易的复杂化。整个社会经济交易行为的发生，主要体现在对双方价值的互相认同上，冲突也正是建立在对价值认同的差异上。因此，人类需求的多样性，带来了社会变革的复杂化和冲突化，这正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表现。

（三）品质与需求的互动发展

品质与需求在互动发展过程中，对品质与需求的认知、深化相行并进。“始生之物，其形必丑”，事物在产生之初，必然有缺陷。人们正是对其不断认知的深化过程中日渐改进完善的，相应地带来品质的提升。

首先，对品质的认识、深入及细化，会带来需求的细化、深入和爆发。对品质的认识、深化和细化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人们不断提升自己品位的过程中，也在逐渐找到与自己品性相符的需求之物。认知越深入，需求越高；认知越细化，需求越深入、精准。

其次，对需求的认识和深化，也会带来对品质的认识与深入。在需求之初，只是满足了人们最简单基本的需求功能。需求促进了人类对品质的认知，对品质的认知和细化，也促进了对需求的深入认知。由大众化的需求，发展到专属某一部分人的需求。个性专属化意味认知升级，同时也意味着需求升级。尤其是如今在商品极大丰富的时代，普遍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如何打造需求、形成爆品，是困扰商品生产者的永恒难题所在。而精准化的品质提升，致使用户细分，不断升级，已经是必然趋势。

人类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近代工业化以来，生产力极大提高，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正进入了认知升级和产品升级的时代，所有的努力提升会最终指向实现品质化提升的过程。人们也亟需突破自身认知的局限，打造适合当下社会发展的经济模式。

三、从本能压抑到快乐经济

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经济交往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人类的需求本能。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基于早期资本主义适合发展对人类文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参考。需求同时也具有社会性，需要体现明德向善的价值取向。快乐经济学正是符合当下社会需求、符合未来发展的新经济发展模式。

（一）压抑与需求的内在冲突

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动因诸多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弗洛伊德作为心理分析的先驱，提出文明是对需求的压抑。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动力，是人自带的天然属性。“是作为一种永恒的冲击力而起作用的。……它是从机体内部发出的，因此不能用逃避来对付它。” 同时，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本能刺激的另一个更好的术语是需要，需求的解除就是满足”。[20]这是基于本能压抑理论提出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分为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意识是可以直接觉察到的东西，而“两种潜意识——一种是潜伏的能成为有意识的，另一种是被压抑的但不能用通常的方法使之成为有意识的”。前者就是弗洛伊德所称的前意识，后者则是无意识，“包括我们没有觉察到的个性的所有方面”。[21]无意识都是向上运动，意识则是相反的，产生了对本能的压抑。弗洛伊德又进一步分析了人格理论，认为人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本我是所有驱动力量的源泉，本能孕育于本我中。当本我能量追求现实满足时，自我开始形成。超我则是从自我分离出来的对自我控制的能力，也表现为一种压抑。

弗洛伊德认为人生本能和死本能有两种本能。生本能体现在生存、发展与爱欲的进取、建设性活力，死本能则表现为一种对立的力量，代表着体现在潜伏人类生命中的破坏性、进攻性和毁灭性。文明是对本能的压抑，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我们每一个体都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如人格的权力欲、进攻欲及仇恨性。正由于此才得以产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享。”[22] 文明不仅对死本能进行压制，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同时还对生理本能进行抑制，如性本能。这种压抑是必要的，但是意味压抑就会导致人的焦躁、冷漠，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

同样，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建构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享乐型的原始资本主义没有把利润投入再生产，而是用于消费，隔阻了资本再扩大生产的良性循环，也隔绝了对持续发展性产业的建构意愿和规划。因此，表象上指向了“消费是消耗”的推断。禁欲主义伦理是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基础。“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部具有这种欲望。”[23]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存在于所有人身上。资本主义对这种非理性欲望进行了利用，主要是通过新教伦理将这种获利的欲望道德化、合法化了。韦伯认为，尽可能地多赚钱是与避免任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之所有如此高的文明，正是基于人“获利欲望”的合法化，由此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勤勉、敬业以及合理获利等价值。

我们看到，弗洛伊德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从个体本能结构来分析人类文明发展，而韦伯则是以宗教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人类文明。无论弗洛伊德还是韦伯，其观点提出的背景都正值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他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面貌。当时只有在更大程度上释放人的需求，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他们的观点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与本能恒久冲突，并不存在一直没有压抑的社会。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观察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当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消费需求远远大于生产能力之时，仅凭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无论如何，两位大师的思想毕竟是我们理解文明的重要尺度，也需要我们对其改造和发展。

（二）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及后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

伴随人类欲望的释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在短短几百年间远远超过了之前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总和。在此期间，人类对欲望的认知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快乐上升为一种人生原则的新认知。

第一，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及后现代社会对禁欲与解放的认知困境。纵观人类发展历史，资本主义在蓬勃发展过程中，促进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不断将触角伸向全球，无论主观抑或在客观上都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正是不断释放自身欲望的结果。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解放欲望的前期是极为危险的，如若我们认知力不足，把控能力不够，极有可能带来犯罪以及社会崩盘，乃至令人畏惧的战争等可怕后果。这主要是基于社会有限的生产能力，尚未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加之我们对欲望本身的认知不够，在不加节制释放的同时，也忘记了人自身的发展提升，以至于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社会沉溺于享受逐渐走向“没落”。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清醒认知正是建立为对历史惨痛教训觉醒的基础之上，这是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及后现代社会面临欲望与限制之间面临的伦理难题所在。

第二，快乐作为人生的原则和目标成为解决释放伦理问题的关键。在弗洛伊德之后，哲学家马尔库塞就对欲望的释放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发达工业社会的成就能使人扭转前进的方向，打破生产与破坏、自由与压抑命运攸关的联合。换言之，它使人懂得作乐的科学，以使人在反抗死亡威胁的一贯斗争中，学会按照自己的生命本能，用社会财富来塑造自己的环境”。[24]现在经过解放以后，这两种冲突反而带来了人们对欲望的冷静思考能力。追求快乐上升为人生原则，也成为一种真正的目的、追求的目标，这也能更好地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进而探索发展出新的经济模式，更好地服务当下。

（三）以快乐为目标的需求与经济模式之间的关系

以快乐为目标的需求与当下及未来的新经济模式之间有一种天然联系，它将在个性发展与整体发展中协调统一，整体上呈现一种健康的、美的价值取向。快乐原则下个性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协调并进。所谓快乐原则是满足人类欲望的活动过程中，服从于脑中神经兴奋需要而产生的精神快乐需要的追求。“人类的一切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精神上的快乐满足”，[25]但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快乐原则，是在物质生活已经丰富及个体自身已经成长下，建立在对欲望已经认知基础上的快乐，与早期资本主义完全以欲望为指归的快乐迥然相异。

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方式，或称其为“东方美好生活主义 ”经济方式。上承千年儒家学士的生活方式，今接现当代哲学的“人性解放”（而决非人性泛滥），来补充IA智能时代下的“人无工作论”。这是有时代性又有未来性的经济探索和伦理探索。在新的快乐原则下，就个人层面上讲，已经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实现个人对需求的新发展方向；在工业产业方面，信息产业化技术促进工业产业变革，工业4.0实现工业产业的独特性定制；互联网经济实现了万物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得以极大满足；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以健康发展为宗旨，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人文经济方面，通过倡导一种健康的文化导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丰富多元的人文产业经济形态，实现个人与大众的协调统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根源在于人本身的发展，经济模式转变的背后也是人自身的转变，这一切都离不开人自身素养的提升。

四、建设美丽中国 ，培育美的人

美丽中国一项整体系统性工程。美丽原则贯彻其中，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而美丽中国的实现也最终需要依靠培育美的人，需要对美的品质的不懈追求与提升。

（一）美丽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

美丽原则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准则。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对美的认知不断提升的过程、普及的过程。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追求美好生活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共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在已经满足温饱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提升生活品质，秉承美丽原则，实现人民的个体快乐满足。美的欲望的正面解放，一方面能抵御“资本消费主义”对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则以几何级数的倍增扩大了人们对美丽人生的投入。这种解放对社会明德向善的价值，以及国内经济的内需拉动，有着无以计量的意义。党的十九大展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前景，其中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其重要内容，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强烈愿望。美丽原则作为贯彻美丽中国的基本原则，并落实于中国自然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以及文化体系等发展过程中，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贯彻美丽原则实现的基础就是培养美的人

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基础是人本身的发展。笔者提出“你本来就是美的，你的美需要成长”恰恰成为当下从自我本身发现美、提升美的恰当路径。

当下信息时代的全球大碰撞，在供给我们极大的学习便利的同时，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信息的繁杂和迷乱，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挖掘美。同时，践行艺术人生的“美的人”，在成长的历练后，也将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单一“功名”途径发展限制，朝着更加丰富的多元化、品质化方向发展。快乐经济的时代所带来的广阔天地和社会文化的海量需求，也将给人们带来无限发展的舞台。

 

 

[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34页。

[2]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4页。

[3] 鲍姆加登：《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4] 参见刘纪纲：《鲍姆加登之后关于美学的争论与看法》，《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0年第4期。

[5] 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近代中国新名词源流漫考之三》，《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

[6] 徐水生：《从“佳趣论”到“美学”——“美学”译词在日本的形成简述》，《东方丛刊》1998年第3期。

[7] 刘悦笛：《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一段西学东渐和本土创建的历史》，《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

[8] 转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76页。

[9]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10] 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53页。

[11] 陈良运：《“美”起源于“味觉”辨正》，《文艺研究》2002年第4期。

[12] 朱玲：《双重阐释:汉字“美”和中国人的美意识》，《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13]叶朗：《中国美学通史（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14]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

[15] 《周礼》，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98页。

[16] 贾军：《植物意象研究》，东北林业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第78页。

[17] 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页。

[19]车文博：《 弗洛伊德主义原着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244 页。

[20] 刘雪梅：《论弗洛伊德本能压抑理论对社会文明失态的解读》，《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

[21]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吕俊、高甲春、侯向群等译，长春出版社1998年版，第617页。

[2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8页。

[23]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4] 陈惠雄：《快乐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5] 邱伟杰：《美的人》，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