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丹洁 高晓芳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段丹洁 通讯员高晓芳）4月20日，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当代美学工作坊”第一期《四个春天》电影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与会学者以《四个春天》为聚焦点，对“当代中国人的情感民族志”“美学批评与艺术创作”“如何通过电影把握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与对话。

《四个春天》的导演陆庆屹讲述了“四个春天”的创作初衷，并分享了自己对电影、对世界、对人生的思考和感受。《四个春天》记录了父母对家人和生活纯粹的爱，在人生困境中的强韧和坚毅，在与人和自然的日常交流中显露出来的豁达、质朴的生活哲学。言及审美，陆庆屹认为，审美是人的日常生存需求之外的精神的欲望，人生中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一场体验，艰难也是体验生活的基础。离家二十多年的生活，他的审美和生活习惯被大城市所重构，再回到独山小县城，农耕社会留下的生活方式，跟土地的亲密关系，让他感到新奇并产生了记录和创作的欲望。在他看来，人口流动、网络，是改变当代中国的两件事情，乡土中国很稳固，但是不现代，保持那种生活模式是不可能的。只有从生活中跳出来，作为旁观者，才能看到世界和生活的本质。

在文化经济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发展进入了“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美学和艺术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动因。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杰教授表示，在这个时代，艺术批评只有善于捕捉并把握人民大众的情感结构，阐释这种情感结构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的关系，才能把当代艺术批评发展成为实现中国文化再创造，推动社会进步和变迁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当代美学理论的前沿不再是符号化、概念的理论，而是与艺术作品批评相切近的理论。电影作为当代人情感和心灵的呈现，对我们把握当代人的情感结构，研究当代中国的情感民族志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王杰充分肯定了《四个春天》作为一部现象级电影的艺术价值。影片的悲剧人文主义基调，在两位主人公的身上体现出一种中国式的“优美化崇高”。王杰提出，电影是一个完整的审美链，其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美学家和批评家的介入，在这个环节作品的审美意义才能真正的完成。

《四个春天》的制片人赵珣认为，电影最重要的语言是视听语言。当代人在成长和教育的过程中，很多人的叙事传统、抒情传统、对生活细节的观察都会被割裂。《四个春天》中的家庭关系极其特殊，家人之间的平等与相互欣赏非常的和谐，这种家庭关系时时刻刻都在传递着一种感觉，一直在弥合着某些东西，是一种没有边界的融洽感，而不是割裂。纪录片在电影文化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电影美学往前走的每一步都和它有关。

浙江传媒大学教授李涛认为，《四个春天》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人是符号化的存在，《四个春天》体现了三个层面的符号性，即丰富的物质符号、多样的艺术符号、流动的灵性符号，充满了大量不同形态重复的仪式。所以，电影呈现的互动符号能让观众得到群体的认同感、道德感和稳定的社会信任。尽管电影呈现出一定的悲剧性，但其中充满了春天的希望，也让我们在思考中国现象、人类的未来时充满了希望。

会议由中华美学学会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委员会、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来自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四十余位师生参与了研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段丹洁 高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