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莹

内容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上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最贫穷的时期。但是痛苦的生活正好造就了文学上的繁荣，文学人士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在精神的层面上创作出反映那个时代美学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民不聊生的时代，文人主要受到玄学的影响。这个时期，最少有三大美点：端庄娴静的静态美；潇洒飘逸的浪漫美；简约传神的形态美。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向一个新的方向，表现一种新的美的理想。在艺术中，着重表现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格，不去追求文字的雕琢，崇尚自然的简单的美。

关键字：建安风骨正始文学玄学美学思想自然审美生命意识

汉末魏初，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从曹操《短歌行》中看出了曹操作为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建安时代，汉末的动乱现实一方面给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因此形成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这时期，由于儒学的传统地位发生动摇，士人从经学桎梏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重感情欲望，中个性表现。所以在文学方面一改汉代诗学是经学附庸的传统，转向非功利的抒情。诗歌创作完全是抒一己之情怀，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叙事为浓烈抒情所掩盖，写景的目的也是为了抒情，写得感情浓烈，反映了社会的动乱残破，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一时期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代表人物为曹氏父子。

建安时期诗歌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正始之音。此时玄风非常的畅行，诗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都比建安有了重大的变化，诗歌创作的面貌也不大相同。建安诗人在悲歌慷慨的抒情中得到满足，而正始士人则在玄思妙想中领悟人生。玄学的基础是老庄思想，因而正始诗人在追求自然，心与道冥的同时，把老庄的人生理想自然而然地带入到诗中来，有的在诗中创造一个庄子逍遥游式的理想境界，诗人可以徜徉其中，作为解脱现实苦闷的精神慰藉。由于当时的政治太黑暗，读书人不得已从政治中走出来，把心灵寄情于山水，在精神中追求自由，从中得到更多的快乐，使他们找到了寄托。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明月。”都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士人们厌倦士族，远离政治的喧闹，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自由的精神之地，反映了玄学的美学精神。

《世说新语》是体现玄学的一个最集中最生动的例子。崇尚老庄的自然，大多篇章是描述魏晋风度，士族文人放荡的言行，名士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反映魏晋时期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集团的残暴与荒淫。人物品藻已经从实用的转到审美的角度，欣赏自然山水本身的蓬勃生机，而且认为自然美是人物美和艺术美的范本。在自然地创作中，要拥有一个审美的心胸，最重要的是对于自然美和艺术美的欣赏，往往包含着一种的整个宇宙，历史、人生的感受和哲理，追求一种玄妙，玄远的境界。

建安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和政治局势使时代思潮产生变化，文学创造从经学附庸中摆脱出来，进入自觉的时代。这种时代背景和此时期重视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的文学时尚使文学批评和理论长足发展，产生了陆机《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著名的艺术理论，也为后来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弼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出了“得意忘象”这一命题，也就是说，在不好表达的意绪和情思来说，就用“象”来表达，然而最后要真正表达的是“意”，最后要“忘象”。这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美学命题，这个命题的提出推动了美学领域中“象”的范畴向“意向”这个范畴的转化。嵇康在音乐创作和欣赏方面，提出了“声无哀乐”这一命题。这是魏晋玄学著名的命题，这个命题中包括了两个互相联系的论点：第一，音乐是自然产生的声音，本身并不包含哀乐的情感。第二，音乐不能使人产生哀乐的情感。嵇康否认艺术美和欣赏者之间的关系，否认音乐具有情感内容，否认音乐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否认音乐与社会的联系，这些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从他反对无限夸大音乐对社会生活作用，否认封建统治阶级对音乐加强控制的方面来说，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顾恺之在人物画创作方面，提出了“传神写照”这一命题。他认为，人物要想传神，必须着眼于某个关键部位，不仅强调“神”，而且强调“神”的由来，即“实对”否认“以形写神”。这一命题要求把具有一定个性和生活情调的人放在同他的生活情调相适应的环境中加以表现。

魏晋南北朝是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使一些有钱的、有权的、有文化的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地开始对生命价值、人的理想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人的觉醒”。但是，这个时期的人只是意识到了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应当有个人的情趣、爱好。人的觉醒也促进了人学的自觉，文学的自觉主要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上的学术上分化出来，成了独一的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题材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题材的体制与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与著作丰富，个性鲜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存在的意义，这个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要求减弱了，文学变为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思想上，文化上大繁荣的时期，也是一个无比动人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都赋予了生命，都具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意识，作者们都摆脱了精神上的桎梏，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达到了美学精神上的高度自由。由于生活上的苦痛，读书人都把意识转移到自然地领域里，因此所做的作品内容生动，赋予创造力。其中蕴含着魏晋人们对于大自然的无比的眷恋，对于自然之美的无比体味。魏晋人士借助自然表达出智慧与深情，这是自然审美的最动人之处，它是士人们感伤之情的升华，更是对现实审美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