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臻
2018年12月7—10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新书发布座谈会”在美丽的厦门大学召开。这次会议还与《中华美学概论》（杨春时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布会合并举行。本次会议由《学术月刊》杂志社、厦门大学中文系主办。来自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刊物、出版社的四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会议。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代迅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在欢迎词辞中指出，这次新书发布会在这里举行，是因为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林兴宅、杨春时、俞兆平等学者在新时期以来的多次学术论争中起到了发动者或主将的作用，特别是杨春时教授是第三次美学论争的主要发起者。因此，这次发布会是对我系的肯定和鼓励。《学术月刊》编辑部张曦编审与上海三联书店殷亚平主编分别介绍了新书《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论文集》（上、下）的编辑和发行情况。他们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展开了长达十数年的论争，国内主要美学家几乎都参加了论争。这场论争成为继1950年代和1980年代两次论争之后的第三次美学论争，它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发展，也标志着中国美学走向世界、走向繁荣。《学术月刊》杂志社在征求了这场论争的主要参与者的意见之后，收集了上百篇论争文章，编辑出版了这部文集。随后，人民出版社编辑安新文介绍了杨春时教授新书《中华美学概论》的编辑出版情况。在举行新书发行仪式后，与会专家围绕着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的意义和历史经验进行了座谈。
《学术月刊》原副主编、《上海文化》夏锦乾主编回顾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论文集》编辑的缘起，论述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这次论争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思想解放的结晶。他指出，第三次论美学论争与前两次美学论争相比，其学理性、探索性、体系性、前沿性更为突出，具有了现代学术的品质和意义。他还指出，杨春时教授的新书《中华美学概论》体现了中西方哲学、美学的互相融合，是杨春时教授的不断超越、不断探索的结晶。
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认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到新世纪前后发展为与新实践美学的论争，长达二十余年，在当代中国美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他充分肯定这场学术争论对突破和纠正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主流派实践美学所出现的某些缺陷和不足，对推进当代中国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朱立元重点谈了这场争论对他自己的两大收获，一是使他从开始阶段对实践美学的全盘赞同和辩护，逐渐转变为进行比较清醒、深入的反思，认识到实践美学必须变革和创新，才能焕发新的活力；二是促使他重新学习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其他经典著作，发现了正是马克思早于海德格尔，首先明确提出了与实践观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存在论思想，这乃是朱立元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理论根据。
厦门大学杨春时教授认为第三次美学论争是中华美学面向世界的产物：第一次美学论争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中国美学与世界的联系，美学讨论限于苏联美学体系；第二次美学论争开始面向世界，但其思想资源主要为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和德国古典哲学；第三次美学论争是面向世界、面向现代的。第三次美学论争最大的功绩是实现了美学的多元化，这是现代美学的正常状态。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无论是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都在论争的过程中得到了促动，并且进行了自我更新。这次论争聚焦于美学本体论的问题，不仅后实践美学建立了存在本体或生命本体，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也从侧重于工具本体转向侧重于心理本体，建立了“情本体”美学；而朱立元代表的新实践美学也建立了实践存在论，把实践与存在打通。他还指出，当代美学面临着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它向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提出了新的时代问题，各派美学如何回应这个挑战，这也是一种考验和发展的契机。
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以《后实践美学之“后”》为题，论述了后实践美学的意义以及在未来的走向。他认为：后实践美学，首先就“后”在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审美活动的本体地位的最终被确认。因此，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可以总结为从一般本体论转向基础本体论的过程以及“去实践化”的过程。论争中，不仅超越美学、生命美学是在“去实践化”，而且新实践美学各派别也在“去实践化”，它们彼此之间只是“去实践化”的程度不同而已。“去实践化”的目标，则是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审美活动的本体地位的最终被确认。而在后实践美学之“后”，长期以来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程度不同地“去实践化”过程将向全新的美学与非美学之间的“去美学（学科）化”过程转移。美学将会被 “非美学的思想”逐渐取代。由此将进入的，是“后美学时代”。“后美学时代”的核心问题，也将围绕着审美活动的独立性、审美活动的本体地位而具体体现为后美学时代的审美哲学、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审美形而上学与后宗教时代的审美救赎诗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碧辉研究员以《自然的人化、自由形式与情感的境象》为题发言。她认为实践美学未过时，仍在不断发展，自身也有展开的空间。实践美学的核心是，在自然界是自然的人化，在人类世界是“自由的形式”，但是“美是自由的形式”应该加上善的内涵，它必须关涉人的伦理学。徐碧辉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美是一种境象”。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美是以个体情感、欲望、认知、经历、理解等人性情感和人性能力相关的一种“境像”，是由于对象的某种形式在主体心理引起的共鸣或愉悦感，从而形成主客合一的某种具有自由联想和想象的“境象”。
浙江师范大学张法教授从世界美学与中国美学的发展来看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讨论的意义。张法系统梳理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几次美学论争背后的学术思潮的演变和内在的理路，指出西方近代美学实现了真、善、美的区分，而20世纪西方美学走向了一种非区分型的美学，20世纪末身体美学、生活、生态美学等对其进行了回应。实践美学的讨论使得中国美学呈现出多元化局面，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但应该注意中国美学的非区分性传统，更应该注重西方当代美学的转向。因此，应该思考后实践美学之后的中国美学的发展。
北京社会科学院张泉研究员以《怀旧与借鉴》为题回忆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学大谈论情景，对《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论文集》的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本书的编辑体例很有特色，美学大讨论的方法和思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很有启迪。
中国政法大学张灵教授对杨春时教授的后实践美学思想给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在当代中国美学领域，杨春时先生给我们探寻和描绘出了一种具有鲜明的个性、充分的理据、广泛的沟通性和深远的精神启示的美学构想。杨春时美学精神—理论“引擎”是“超越性”和“主体间性”，它与古今中外重要美学思想具有广泛的可沟通性和相互发明叠合的空间。
《东南学术》主编杨健民结合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从“问题”、“创新”、“学理”角度讨论了它对学术的发展的重要意义的。“问题”、“创新”、“学理”是每一个学者一生都要处理和关注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个三个问题将决定每一位学者自身的学术高度与学术生命长度。他指出，这次论争中的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注释。
《学习与探索》主编张磊认为，健康的学术争鸣对于学术期刊意义重大，使得学术期刊从“深巷中难闻酒香”、“寂静中独自花开”到了有了生机，有了影响，这是借作者之力而达成的，《学习与探索》上世纪积极参加了学术界的争鸣，获得了很好声誉，见证了学术共同体的成长。
本次大会还宣读了张弘先生的贺信以及张玉能教授的书面发言。张弘教授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开展的第三次美学论争，称得上是中国现代美学走向真正科学的又一里程碑。它接续了前两次美学论争，借助于现代人文科学的思辨方法，把目光聚焦在审美和艺术自身的特质上，有力地推进了美学学科本身的探讨与建设。张弘指出，这场论争感应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回应着真理标准的重新讨论，勇敢地打破了僵化的教条框架，有所突破，有所前进，不仅在审美的维度上，也在思想的维度上，开拓了更多元更健全的视平线。
张玉能教授指出，作为这次争论的发起人和亲历者之一，我深感这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一次转折性的重要历史事件。这场争论是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中国当代美学界的结果。在这次论争中实践美学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产生了新实践美学。这场争论造就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多元共存、百家争鸣的格局，并且朝着对话、沟通、融汇的方向发展。中国当代美学各个流派应该珍惜现在这种多元共存、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广泛开拓，深入开掘，共同推进中国当代美学走向世界，获得全面的发展。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中青年学者也围绕此次会议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参会学者认为这场讨论推动了中国美学的发展，它所带来的多元格局值得肯定，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论争之后的中国美学的建设值得进一步探索。
作者简介：
赵 臻 ：(1979— ) ，男，云南大理人，白族，文学博士，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