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疆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200234）

摘要:欧洲哲学家和美学家们对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表现出一个持续且不断深化的质疑。这个质疑对中国美学的国际学术资格准入构成了四道坎: 第一，所谓的哲学/美学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还是西方哲学和西方美学在中国? 第二，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这样的概念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 第三，中国的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有必要领先世界吗? 第四，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国际上的发声是人和动物都有的“声音”还是唯有人才有的“语言”? 这四道坎并非完全由西方学者为中国人文学科设置，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人文学科缺乏人文精神所致，是自设坎限。与居于世界前茅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相比，中国人文学科的落后既有思想欠发达背景的制约，又有发展内需疲软的问题。西方学者对中国人文学科的矛盾说法，也暴露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四道坎的缺口，为中国人文学科跨越这四道坎提供了机会。

关键词:中国哲学和美学; 西方哲学和美学; 四道坎; 别现代主义; 别现代

 

国际美协前主席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先生在2017 年7 月底上海举行的《全球视野中的别现代艺术和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案例与真相: 对王建疆有关“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讨论的核心问题是: 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有无必要领先世界? 其话题来源是近年来他一直与我讨论的中国有无主义，因而有无哲学和美学的问题。我与他以及恩斯特·曾科、罗可·本茨、朱迪·奥顿、玛格丽特·理查森等欧美哲学家、心理学家、艺术史家之间的辩论所围绕的中心问题是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当今国际学术舞台上起什么作用和具有什么地位的问题。尽管随着讨论的深入已将有无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命题推进到中国哲学和美学能否领先世界这一命题，但是否有中国哲学和美学的问题依然故我，只是叙事方式发生了变化。准确地把握这一核心命题及其演变路径，对思考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存在和建构问题，非常必要，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中国哲学和美学面临的第一道坎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 年当代中国美学除掉“文革”动荡的10 年，其余20 年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被阶级斗争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裹挟中闭门造车。20 世纪5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虽然轰轰烈烈，但脱离了国际美学从“形上而下”传统转入“形下而上”的快速发展的大环境和大背景，随着改革开放后西方美学的大举入侵，尤其“是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在中国”一类的诘难，似乎一下子将中国美学置于虚无之地。中

国美学上的“崇无”“尚有”之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崇无派坚定地认为中国没有美学，只有西方美学在中国，中国美学一旦离开西方美学话语体系就会陷入失语症，因此所谓的中国美学是不存在的; 尚有派则与此针锋相对坚持认为，中国有自己的美学，不仅有自己的美学，而且还有独立的体系。但尚有派所举例证大多为中国前现代时期的诗论、文论、画论、书论、园林论，无非诗文评，并非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著作。当然，也有认为当代美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但于真正独立自由之思想创造和独到的原理发明则鲜有例证。( 参见《中国美学与文论上的“崇无”“尚有”与“待有”》一文) 就连曾经被高度赞扬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发现，最后亦“被发现”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至于国内较有影响的实践美学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实践美学来自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审美现代性，生态美学来自西方的生态学，否定主义美学来自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生命美学来自于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身体美学的祖宗理查德·舒斯特曼在中国被争相引进。而真正属于中国大陆的美学家们的原创性理论鲜见。就连被美国《诺顿文集》收录的李泽厚的“积淀说”也是贝尔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的翻版。当然，这在当下国内占压倒性优势的所谓“综合性原创”或“综创”论调下，似乎比独立原创更有创造性，也更有底气。这大概就是中国气派吧，不怕没有原创，只要进行修辞学上的更新，就有了超出独创、原创的综创，就可以万物皆备于我而独步于中华大地了。但实质上仍很难摆脱“山寨”的阴影。

细考之，有无中国美学的问题其实来自于有无中国哲学。蔡元培是首位发难者。他于1923年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文章，认为，由于近五十年缺乏中国人独创的哲学，因此，“五十年来的中国之哲学一语，实在不能成立”［1］。由于蔡元培的哲学概念里包含了美学和美育，因此可以断定，蔡元培认为从1873 年到1923 年是没有中国美学的。这种否定应该包括了我们今天所讲的王国维、蔡元培是中国美学的奠基人的说法，因为蔡元培是将美学和美育纳入哲学体系的。但蔡元培毕竟是一位学者，他的论断并非一时兴起之举，而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概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时间有哪些独立原创的哲学原理和美学原理呢? 大多是将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概念加以引述和介绍，极少自己的原创性建树。中国哲学和美学有无问题的正式发酵是在2002 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举行的国际美协会议上。

实际上，比蔡元培更早的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看法。从黑格尔起，就有明确的对有无中国哲学

和中国美学的怀疑，有的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没有。与康德所认为的中国古代思想主要是伦理道德的说教不同，黑格尔在他的《世界哲学史讲演录》《法哲学原理》等著作中多次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只是流氓恶棍轮流执政而于社会形态而言并无变化。也没有学术，在孔子那里有一些教人如何做人的伦理道德的言论和教育方法。在老庄那里有哲学思想，但没有体系。德国古典哲学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的轻视甚至否定，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被延续了下来。但现在看来，在17－18 世纪欧洲曾经有过中国文化热，甚至在法国思想家那里，中国的文化、文学、礼仪规范曾被西方学习和借鉴。因此，一味地说西方对中国有偏见，而于比较客观的看法不顾，也是不利于中国学者反省自我，寻求发展路径的。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日渐提高，但这些并没有改变中国的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在世界上的地位。20 世纪90 年代理查德·舒斯特曼，也就是身体美学的首倡者，曾提出世界哲学三帝国的说法，认为由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英美哲学构成了当代哲学帝国。其他国家没有独立的哲学，有的只是在传播哲学帝国的哲学的过程中形成某个流派。但这个流派的源头仍然在哲学三帝国那里。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则在21 世纪初于中国上海直言: 中国虽有思想，但没有哲学。他的演讲曾在中国引起巨大震动，而且至今不绝于耳。

有无中国哲学和美学，这是中国哲学和美学面临的第一道坎，也是最大的一道坎，甚至后来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提出的中国哲学和美学没有必要领先世界的说法，也都难逃这第一道坎的制约。换言之，这第一道坎还不止于学术问题，它的影响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大、也更深远。可以想见，一个连哲学都没有的民族和国家，何来话语权，何来国家软实力，又何来文化复兴? 相反，这一问题解决好了，文化复兴、国家软实力问题方可以谈论，其他人文学科的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是思辨，是最高智慧，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的素质，是原创力的最高代表，任何科学发明、技术进步、艺术成就，都无法与哲学创造相提并论，因为发明创造的背后是思想的指导，而最高的思想指导离不开哲学。因此，缺乏哲学，尤其是自己原创的哲学，这个民族和国家若想发展，就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

中国哲学和美学面临的第一道坎，竟然是有还是无的问题，这不能不发人深省。这个问题的

实质已经不是谁先进谁落后的问题，也不是有无话语权的问题，而是有无资格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并不是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们设计出来对付中国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相反，是自己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现状如此，无关他人臧否。因此，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不在于要求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撤掉这道坎，相反，是自己如何面对这道坎，又如何跨越这道坎。

 

二、中国哲学和美学面临的第二道坎

西方哲学和美学可并没有按我们设想的步骤进行，即先谈有无哲学和美学的问题，然后再谈其他问题，而是在老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又提出了新问题。这个新问题是，所谓的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作为概念、作为学科是否有必要存在。这一问题的普遍表达方式是: 哲学和美学是具有原理性和普适性的学科，还是一种民族的、地方的经验总结。如果是前者，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哲学和美学，就像数学、化学一样没有必要具有民族属性和国家属性; 如果是后者，那么，学科的公理性、普遍性将没有必要存在。因此，较之第一个问题，即有无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而言，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有无存在必要的问题实际上遭遇了釜底抽薪，直探“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定义”的合法性之底。前一个问题是对事实的探究，看你有没有，后一个是对这个问题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学科合法性的质疑，即这个问题是否存在，是否是个伪问题，因此，你连追问事实的必要性都没有了。这无疑是横亘在中国哲学和美学面前的第二道坎。这第二道坎意味着对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封口”，即这一命题本身都不能成立，还谈什么其它?

这第二道坎的出现首先来自于学科的客观公理性与思想的主观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任何学科包括人文学科都要遵循学科本身的规律，但如何遵循这个规律，是否有这个规律，却是一个悖论。一方面，首先得承认公理的存在，承认普遍真理的有效性，否则，任何学科、任何学说，都会成为无法沟通的自言自语，从而失去了真理的普遍有效性。尽管人文学科较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更多的主观价值判断，较少的客观标准，但是，人文学科一旦脱离了真理的客观性，脱离了公理的制约性，将变成与学科无关的为个人意志所驱遣的主观判断，而不具有知识的共享性和思辨的共同对象。

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人文学科毕竟在公理的前提下具有诸多的主观价值倾向。在涉及到美、审美、艺术、道德等人文学科的问题时，并没有统一的共识，往往是各美其美，各善其善。这样一来就构成了人文学科中普遍与个别、世界与地方之间的悖论。这一悖论的吊诡处在于，坚持主观价值判断却容易忽视学科的客观性，而坚持学科的客观性却容易忽视学科的主观价值判断。但是，这一悖论并未构成对人文学科发展的实质性阻碍则在于，即使是在这种主观倾向很明显的人文学科，对于诸如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艺术等很难有统一的定论的情况下，学者们仍需不遗余力地努力去寻求最大的公约数，这就是对原理的共同解释。即使是人们对具体的对象是否是美的看法可能不同，甚至有时大相径庭，但是，对于什么是美这样抽象的问题却离不开主观、客观、对象、关系、活动等范畴的规定，也就是离不开对范畴、边界、理路、方法的依赖，从而构成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一样对于普遍性和抽象性的追求，构成了人文学科的普遍有效性而非个别有效性性，世界性而非地方性，人类性而非阶级性。正是这种普遍性和世界性，构成了强调学科的地方性和个别性的障碍，成为地方性知识和个人意志进入世界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不仅逻辑如此，历史依然。迄今为止的人文学科，在研究对象、学科基础、学科范畴方面仍然保持了大体的一致。不管是西方美学还是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都离不开对美学对象、美学方法、审美活动、美学范畴、美的本质、审美规律、审美形态的研究，从而构成了一般抽象中的大致相同，而非一国一美学，一地一美学。中国是最强调中国特色的，但现行中国的哲学范畴名称、美学范畴名称基本上都是从西方来的，并没有出现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地域美学。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形态与西方不同，如西方讲悲剧、喜剧、崇高、荒诞、丑等，而中国古代讲气韵、神妙、中和、意境等，但对这些不同范畴的解释却离不开美学学科的规范，这种规范就来自审美特点、审美规律、审美活动、审美关系等一系列学科范畴的一般性概念。因此，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看，只有遵循学科的公理性和通约性，才有可能获得国际学术准入。相反，如果过于强调地方性和个别性或特性而忽视学科的公理性和通约性，则会远离学科性，甚至自绝于学科，更遑论跻身国际学术领域。不过，对于学科的非原创国家来说，想通过特色建设以跨越式停顿的方式弯道超车，一举挽回学科欠发达局面，也在情理之中，但于学科公理性而言则势必面临难以逾越的鸿沟。

构成中国哲学和美学第二道坎的原因何在?

首先，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中国仍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于学术思想欠发达状态，很难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事实证明，与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同，生态、文化、制度等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相反，超越实际的跨越式发展往往带来灾难( 具体可参见拙作《思想欠发达时代的学术策略》) ; 其次，是由于自我的迷思所导致的坎限。用特性代替本体，代替本真，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将失去反思的动力。用所谓的“弯道超车”代替踏踏实实的努力，表现出机会主义的投机取巧，和对前人知识产权的无视。要知道，人文学科是博大精深的学问，是需要长时间的来自现实中的需要和原创性理论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的思想和方法。指望灵机一动和一蹴而就的跨越式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相反，会把人文学科变成私家活，要么低俗浅薄，要么稀奇古怪，不可能得到国际承认，更遑论具有国际竞争力; 最后，缺乏普遍真理观。以民族主义代替科学主义和真理观，或制造二者之间的人为的对立; 或以个别情感代替普世价值。这样一来，不仅不会带来哲学和美学的繁荣，相反，会将整个民族导入歧途。

可见，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文学科面对的坎限是自我设置的，或者说，坎在心中。如果我们无法超越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的自恋状态，在国际大环境中必然被孤立，所谓的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就必然会变成自说自话。

别现代主义是求真务实主义，是实事求是的兑现主义，因此，主张破除以修辞治学、以修辞治世，建立真正的识别系统和价值系统。要从自己的现实问题切口进入，找到国际规范的学科端口对接。比如从研究现代性问题入手，提出别现代主义，研究真伪现代性问题; 从空间概念入手，提出中国时间空间化理论; 从研究跨越式发展提出跨越式停顿理论; 从跨越式停顿理论出发，考察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中的切割问题，提出文艺流派建立中的切割理论等，就都是利用现有学科范畴和学术问题，结合具体实践提出来的新理论，从而得到西方学界的讨论和认可。换言之，清醒地意识到我们面临的坎限，然后遵循学科规范，研究眼下的具体问题，就有可能跨越是哲学和美学还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这道坎。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和美学属于哲学和美学的一部分，哲学和美学会在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中得到发展。

 

三、中国哲学和美学面临的第三道坎

人文学科的第三道坎是: 中国的哲学和美学有必要领先世界吗?

这个问题源于同阿列西·艾尔雅维茨之间的辩论。阿列西·艾尔雅维茨指出:

对于中国当代美学而言，没有必要跻身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美学之一( 虽然这很好) ，正如对日本茶道来说，没有必要成为与西方喝咖啡“礼仪”相等同的仪式。(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琐事与真理———对王建疆“主义的缺位”命题的进一步讨论》)

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的问题好像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建议，实际上却是针对我关于中国的人文学科应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匹配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早发表在《思想欠发达时代的学术策

略》和《The bustle and the absence of Zhuyi》上。阿列西不同意我的这个有关人文学科和经济发展平衡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人文学科没有必要领先世界。对于全球其他国家而言，是否需要领先世界的人文学科，我们不得而知，但就目前中国强调中华文化复兴、提升文化软实力而言，也于文化自信、理论自信而言，让中国的人文学科领先世界的确是中国的现实需要。因此，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的说法就构成了一道坎，要么我们任其自然，不再努力，要不就跨过这道坎，大踏步前进。

当然，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的这一看法是有他的根据的。正如他在上文所说，第一，人文学科与艺术之间在发展上存在不平衡性，不可能齐头并进，因此，没有必要让一个国家在艺术、人文学科方面同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第二，与当代中国艺术已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相比，中国的人文学科没有一种内在的领先世界的需要，也就是没有“内因”。第三，从传播的角度讲，只有一个概念被公认并广泛传播时，才有它的存在价值，才有可能与其他概念进行对比。但是，目前“中国美学”“中国哲学”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国际学术界承认的术语，而且颇多质疑。

就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的第一个理由而言，虽然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在艺术与人文学科的发展中并不存在负相关，即一个发展一个必然落后。实际上，艺术和人文学科可以同时领先，如法国和美国就同时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但这里透露出中国人文学科与中国当代艺术相比所呈现出来的落后状态; 就其第二个理由而言，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内需并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号召，而更主要的在于人文学科工作者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和努力以及对这种自觉和努力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回报的承受。但作为内需要完全变成一种可见的驱动力，需要环境、背景的支撑，但不能因此认定没有内需。内需和内需的表现是两回事，但却是人文学科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所在; 就中国人文学科与当代艺术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而言，这在西方国家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本来，美学是艺术哲学，哲学、美学或人文学科与艺术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美学家懂得艺术，研究艺术，从艺术中提炼哲学，而艺术家也懂得哲学，哲学家、美学家和艺术家之间是亲密的盟友。可令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失望的是，“中国的美学家对当代艺术是无知的。”［2］这种“无知”的后果就在于艺术与人文学科各走各的路，艺术无法从人文学科那里得到指导，人文学科也无法从艺术那里得到启发。两不相顾，只能是畸形发展。从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学科设置来看，人文与艺术结合紧密，并无壁障。但在中国，目前还是壁垒森严，从而影响到人文学科的发育成长，很难跻身世界一流。不仅如此，而且还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裹足不前。

虽然艾尔雅维茨的说法以及这三条理由并非完善，也不可等量齐观，但他却把到了中国人文学科发展的命脉，这就是“内因”不存在，内需不足。实际上，与当代中国先锋艺术的前卫性相比，中国的人文学科不仅在原理发现，原创概念方面落后于西方，而且在自由表达、批判社会方面也都远远不及中国先锋艺术。中国先锋艺术如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岳敏君的《傻笑》系列、方力钧的《光头》系列、旺忘望的《山中问道》系列等，都有着对人性、社会的批判，都表现了强烈的自由精神，并借助于视觉表达和传播迅速地取得了全球认同，并引领国际潮流。相比之下，中国的人文学科却受到汉语表达和传播的影响，也受到所谓“内因”的限制，无法取得像中国先锋艺术那样的国际影响，也就理所当然。但是，对于所谓缺乏“内因”的说法，细细深究，却未必尽然。事实上，中国的人文学科不是没有内需，不是没有内因，而是完全相反，有很强的内需和非常充分的内因。这可以从官方一再强调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上看出来，从争取国家话语权的号召中表现出来，从古道热肠的人文学者那里表现出来，十分强劲。但是，内因和内需要变成真正的内在动力，并最终表达出来，是离不开具体的人文工作者的表现的。

将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内需变成人文工作者强劲的内在动力，首先需要的是人文工作者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具体表现在:

第一，具备人本情怀。人文学科首先是关于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学问和学科，它的存在的必要

性在于能够回答和解决社会人生的困惑和需求。因此，只有以人为本，关怀人的生命、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人文学科才能具有产生思想的土壤，否则，或者在文字和概念间游戏，跟着西方的“后理论”转，从而不是建构而是消解了理论; 或者把人文学科变成所谓冷静的考据学，混淆了人文学科与科学的界限，最终会扼杀人文学科的主观创造; 第二，将本土实际需求内化为人文学者自己的需求。人文学科离不开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的认识和把握。以本土问题为切口，而非从西方的理论出发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现实，方能不断地从现实中获得人文学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伟大的人文学者本来是不应该有狭隘的国别界限的，但就中国目前人文学科的欠发达状态而言，立足于本土，更容易获得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更容易引起西方人文学者的关注。别现代理论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引起关注并相继建立研究机构加以研究，就与其从本土实际出发走向世界有关。只有在本土实际问题与原创性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才会产生强劲的内驱力，从而消除内需疲软; 第三，具备批判精神。人文学科始终关注的是真善美益，要在真善美益与假恶丑害之间做出区别和选择，因此，对真善美益的褒扬和对假恶丑害的贬抑和批判就构成了人文学科的基本品质。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往往都是严肃的批评家，马克思如此，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亦无不如此。人文学科一旦脱离了价值判断和批判精神，对是非、真假、美丑无动于衷，就会堕落为一种毫无价值的说教。

相对于中国先锋艺术的人文精神，中国20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人文学科，渐趋学理化和考证化、数据化，而与思想的批判、人文的关怀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回应，则渐行渐远。一种人文精神淡化的人文学科，又如何能能够跨越西方学者看得很清楚的那道坎呢?

 

四、中国哲学和美学面临的第四道坎

阿列西·艾尔亚维茨在与我的辩论中指出:

所谓的“第三世界”再次从角逐中逃离并继续保持“沉默”，而中国正在努力获得一种“声音”，这种声音诠释了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观点。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因为人是唯一具有语言的动物，语言能表达诸如公正或不公正等，然而动物所拥有的只是声音，声音仅能表达苦乐。然后整个问题就成了去了解谁拥有语言，谁仅仅拥有声音?”[2]

即在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看来，虽然中国的学者包括别现代主义在国际上频频发声，但发声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对真理的探讨。用哲学教授罗可·本茨的话说，中国的美学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因此。他同意阿列西·艾尔雅维茨的说法，认为中国学界仅仅靠发声是不够的。他说:

谈到中国在国际人文学术界的地位，艾尔雅维茨参考了朗西埃对于声音和语言的区分，这一区分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中国在国际美学界发声，但是并未拥有自己原创的语言。虽然这个区分确实有助于描述王教授在原文中所表达出来的担忧，但是世界学术舞台上肯定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我必须指出，这个类比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一般认为朗西埃最初讨论的无语言指的是被压制者，即奴隶、庶民、无产阶级等，他们的立场很难与中国希望在国际人文科学领域具有更多领导性，更少追随性的雄心壮志相提并论。然而，艾尔雅维茨的思想超出了这种情况，抵达了一种智识平等( intellectual equality) 的理论，如恩斯特·曾科所示，这也对艾尔雅维茨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实践有所影响。[3]

显然，西方学者用“声言二分”论挡住了去路。其诘难在于，连语言( speech) 关都未过，仅停留在声音( voice) 的人和动物共享的阶段，又如何谈论领先世界? 无疑，这是西方学者为我们设置的第四道坎。

其实，西方的“声言二分”是一个老传统，始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并无现在的东西方概念，他只是客观地描述了声音和语言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认为，与声音表达这种任何动物共有的表达不同，人的表达更应该具有理性和逻辑。也就是通过语言表达将痛苦和不幸的诉求变成据理力争并取得合法权益的过程。如包公戏《铡美案》中的秦香莲，她的痛苦的哭号就是“声音”的最好表达，但包公的判案却是一个“语言”的表达，通过审讯中的证词、物证、人证、辩白等确认了陈世美的罪行。因此从声音到语言，实际上是从感性到理性，从吁求到诉讼，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尽管西方的声言二分有伤中国学者的自尊，但也是对中国学者的鞭策。中国学者不能满足于“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要在国际上展开平等的对话，展开论争，并在论争中赢得尊重。别现代理论就是在国际论战中走过来的，已经赢得了西方的尊重，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也建立了以别现代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别现代研究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声音与语言的区分在别现代主义面前是否还有意义? 但是，这也仅仅是开始，西方学者并未因此就放弃了“声言二分”的源远流长的坎限，因此，中国人文学科在国际化过程和话语权争取过程中，仍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最终摆脱这种声言二分的困扰。

对西方的“声言二分”中国学者无论蔑视也好抗议也好，其目的在于改变思想欠发达的现状，提升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化水平，争取国际话语权。所谓话语权，就是在特定情境中的表达权以及表达受到尊重和重视的程度。因此，任何话语权都离不开听众的反映，离不开听众的认可。如何得到听众、赢得听众，方式很多，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仍然是发言者的语言质量，在于这个发言的真理成分和思想含量。如果远离真理，缺乏思想，在奉行公平与自由的国际场合是没有人愿意听的。因此，西方的“声言二分”就不仅是对我们的刺激，而且也应该是启迪，要我们自我警醒，遵守学术规范，开展原创性工作，采取公平对话方式，取长补短，这样才有望跨越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语言”坎，获得国际人文学科话语权。否则，一味地谴责和批判，将这种学术规训上升到民族感情上去，是不利于砥砺思想、自我更新、自我超越并最终超越别人，超越有限的。

从声音到语言的过程，也就是与国际学术接轨的过程。梁启超曾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亦即具有普泛性和普适性。因此，从表面上看，好像西方学者有意跟我们过不去，处处设限，搞话语霸权，但实质上，任何学者都要遵守一致的学术规范，这个规范就包括学术标准，这个标准为大家所认同，而非仅为某一人认同，而其他人反对。如此一来，所谓的坎限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自家的水平有限，能力有限，而非别人之故。别人的误解和阻扰只是外因，个人的强弱才是内因。内因具备了，外因也会随着改变。如果有一天整个中国人文学科都真正地强大了，还会有什么人说你只会发声而不会语言呢?

综上所述，如果对这四道坎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那么，应该是从否定( 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中国美学还是西方美学在中国) 到彻底否定( 只有人类共通的哲学原理和美学原理，而无所谓的某国某地区的哲学原理和美学原理) ，再从彻底否定到部分否定、间接承认( 中国人文学科包括哲学和美学有无必要领先世界) 的转折关系结构。这个转折关系结构的形成是别现代主义与西方中心论不断论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这个阶段性成果完整地保留在正以别现代主义自身的成长壮大而不得不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和对话的过程中，而且这个过程是以不断地转换话题来完成的。这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们从中发现了这四道坎限中我们自身的问题，即有时是我们自设坎限的问题。如缺乏人文精神的人文学科建设，缺乏批判精神的人文学科发展，缺乏人文担当的人文学科研究;其次，我们发现西方人文学界在这四道坎之间存在的漏洞，从而为我们进行人文学科的国际突围找到了缺口。具体而言，即:

第一，四道坎从中国哲学和美学有无问题尤其是合法性问题转变到“有无必要领先世界”的问题，已经明显地暴露出这四道坎的缺口，从而将问题从有无上升到如何，也就是跨过有无问题，而进入如何发展的问题。

第二，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们的自相矛盾所带来的缺口。即一方面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给中国哲学和美学以“哲学四边形”［2］“哲学时刻”［3］的期许，一方面又说中国哲学和美学没有必要领先世界，这种矛盾说明业已变化和正在变化的中国哲学和美学形态，是一个生成的过程，具有某些不确定性，需要我们自己很好地认识自己、反省自己、壮大自己，从而使中国哲学和美学有无必要领先世界的问题失效。

第三，这四道坎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行进目标: 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出路在于建立本土的“主义”，前景在于构成“哲学四边形”，成就在于“哲学时刻”的到来。

对这四道坎的存在及其缺口的发现是别现代主义哲学、美学、艺术国际对话的产物，是别现代主义学术探讨的结果。因为正是这场讨论，使我们明白了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不足之处、巨大潜力和突围方向，从而有望从根本上跨越这四道坎。

 

参考文献: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 5［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137．

［2］阿列西·艾尔雅维茨．主义的喧嚣与缺位? ———与王建疆教授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6( 9) ．

［3］罗可·本茨．论哲学的“时刻”、解放美学及贾樟柯电影中的“别现代”［D］．全球视野中的别现代艺术和人文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7．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