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平

记得是2007年，我与阿列西·艾尔雅维奇一道，坐在卢布尔雅那河边的一间办公室里，谈论美学的复兴话题，商定要编这个文集。他后来很快就约了一些稿件，而我负责中文的稿件的邀约，编辑和翻译。这项议论多年的工程，到现在才完成，实在是我做事太拖拉，与阿列西的风格恰成对照。好在美学的复兴是一个过程。前几年说复兴，有人反对，还在说“美学已乘黄鹤去”，“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几年，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一些反对声音也冷却下来，到了“复兴”的深化期，介绍一些世界各国美学家对“复兴”的状态描述和原因揭示，也许正逢其时。

“美学的复兴”这个话题我在1995年芬兰拉赫底会议上提过。当时，我说，80年代时，美学在中国“热”过，后来就冷了，它终究还会再“热”起来的。到2002年我在北京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会上发言时提出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美学”的观点时，建立新时代的中国美学的观点，已经比较清晰。2010年8月在北京开第18世界美学大会，面对着近千人参加的美学的盛况，我也兴奋起来，说了一句：中国的美学家们，不能继续像“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那样，追忆过去的盛世，津津乐道上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在新世纪创造美学的新辉煌。

的确，时至今日，谈论美学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学界谈论美学的人越来越多了，美学的书也越出越多了。今天，美学的黄鹤是不是会飞回来，已经不再是问题。相反，为什么会飞回来，才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编这本书，就是想为之提供新的视角，试图说明，在不同的国家，美学由于不同的机缘而复兴。

在中国，美学复兴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条：

第一，80年代的美学热，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被经济大潮卷走的。在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经济就成了“主战场”。此后的种种社会改革和人的观念的变化，都呈现出由经济发展“倒逼”的现象。“倒逼”有其好处，阻力小，水到渠成。“倒逼”也有不好之处。水到实际上不能成渠，要等到淹坏庄稼，闹了洪水后，才能冲刷成渠，社会成本太大。因此，还是要先挖渠后引水。单一经济驱动的改革，逐渐走到了尽头。近年来，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都在逐渐摆脱等待经济的发展来“倒逼”的思路，形成新的“顶层设计”。在这时，人的素质的发展，教育从工具性向人文性的转化，将一个没有直接功利性，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这就是人的品味建设。品味建设是提高人的修养的需要，也与社会建设联系在一起。古希腊人通过戏剧进行城邦公民的人文品味建设，现代社会也需要通过审美教育，实现品味建设的现代化。美学的作用也这时被重新发现。

第二，20世纪的西方美学有一个与艺术密切联系，试图对先锋艺术和此后的各种新先锋艺术、后先锋艺术进行解释的传统。这种解释，被看成是艺术日益哲学化的表现。然而，上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和80年代的“美学热”，都与同时代的中国艺术保持较远的距离，也与当时正在西方国家兴盛的先锋艺术没有什么关系。到了90年代，中国的先锋艺术在迅猛发展，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这时，中国当代艺术与理论的脱节现象，也就日益显示出来。结合发展着的中国艺术加强美学研究，成为时代的要求。中国艺术的发展需要引进新的美学理论，也需要中国美学家们走近艺术，使理论真正从艺术中生长起来。艺术的发展呼唤着美学和艺术理论，没有理论，艺术中的任何新创意，都只是过眼烟云的现象，不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第三，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美学的要求。

有一个被人们多次提到的时髦的话题：日常生活审美化。现代技术和工艺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竞争要求，使得从产品到生活环境都被彻底美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对生产和生活从审美维度进行思考的要求。

还有一个人们正在进行热烈讨论的话题：美与生态。符合人的生态观念的事物为什么就是美的？我们是把人类对生态保护的理解投射到对象上去，还是生态规律与审美的规律有一种天然的对应性？当人们在说符合生态观念的对象是美的时，他们是在阐释一条原理，还是在宣传一种信念？如此等等，尽管其中存在着许多理论的问题，生态需要保护的现实刺激了生态美学的发展。

近年来，一个更新的话题受到人们的关注：城市。我们会发现，自然美的对象，不再只是乡间的小溪，金色的麦浪，或者浩翰的大海，巍峨的高山。城市的天际线也可以产生节奏感，生长着的城市本身也能成为活的艺术品。当中国在迅速实现着城市化，老城被改造，新城在变高变胖时，人们开始意识到，城市是人们在其中居住，不管是否喜欢也被强迫每天都观看，甚至在影响自己日常生活的心情，以致于塑造我们的后代的个性的地方。城市建得怎么样，自然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城市不能只是方便、宜居，还要使人看上去舒畅，引以为自豪。美学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集点。

如此等等，在上世纪的80至90年代之交，曾经有太多的理由，要宣布美学的过时，而到了世纪之交，又出现了太多的理由，要呼唤美学的复兴。经过了这个学科被冰封的时代，中国学界终于发现，美学的温暖可以融冰。美学与我们的生活和艺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和未来的梦，都息息相关。

 

在西方，美学度过了上世纪后半期的一些困惑，在过去的一二十年中也逐渐升温。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总结起来，有以下几条：

康德美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在20世纪一直面临挑战。审美是不是无功利？艺术是不是自律？这些命题一直受到学界的挑战。但是挑战归挑战，康德美学实际上一直占据着美学的主流。20世纪初美学的心理学转向，变成了美学沿着康德的线索向前深化，把一个哲学话题变成科学或准科学的话题。20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特别是分析美学，只是逃避而非面对康德美学，使美学变成了只是概念分析，与艺术保持一种间接性。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曾致力于批判康德美学，但这种美学长期受忽视，直到世纪后期才重回主流。由于种种的机缘，直到20世纪末和新世纪之初，建立超越美学的美学的意识，才逐渐被人们提了出来。超越美学的美学，是说超越了康德的美学，但不是完全走出美学本身，而是走出去再回来，重建康德之外的美学。

当代西方美学界，当然仍在面向艺术。但是，超出了分析美学的西方美学界，不再只是寻找艺术的定义。艺术的定义引导人们进行概念性的探讨，而20世纪末和21世纪之初的美学，更加面向现实。这时，一个更加直观的话题被人们提了出来：艺术的边界。什么物品是艺术，什么不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念引导人们得出一个结论：所有物品都是艺术品，所有的人都是艺术家。的确，所有的物品，在特定的时间、地点，由于特定的阐释，都有可能成为艺术品，因此，人的所有制作活动，也都可能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中，由于特定的阐释而成为艺术活动。这种艺术边界模糊的状态，在一些不愿作深入反思，只认可现象的艺术家那里，在受到新时代新现象的震憾，欢欣鼓舞地去拥抱或不知所措而困惑的文化研究者那里，形成了艺术边界取消论。然而，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边界的模糊，是说边界需要调整，而不是取消。超越美学的美学，是说，传统的美学被超越了，我们还是需要建立起新的美学来，要对艺术问题作出回答。

当代西方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视觉艺术的转向。由于图像技术、互联网、市场经济在背后的操控、消费主义的盛行，视觉的优势地位得到了确立。美学不是为这种现象唱赞歌的。将这种现象描绘一遍，没有什么意义。美学所要做的事，是指出这种发展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端，说明视觉与听觉，感知与意义，直觉与理解之间的平衡关系，说明一种新感性的建立，不是在于感觉的描述，而是在于感觉的改造。

最后是救赎问题。救赎本来是一个宗教话题，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有一些美学家们提出了艺术的救赎之道。黑格尔曾排列过艺术、宗教、哲学的精神向上发展三步骤，但是，相反的发展路径可能也能成立，即抽象的哲学说教被更富情感色彩的宗教宣传所取代，进而在宗教淡化后，一些原本的宗教艺术，如宗教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和舞蹈等，变成了世俗的欣赏对象。艺术继续在生活中起着作用，但它只是生活的改造，而不是救赎。

种种的变化，给美学带来众多的话题，从而也促使美学这个学科再次被人们所记起，为社会所需要。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美学不只是欧洲的学问，也应该是世界的学问；美学也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美学复兴的机缘。

最后，再谈谈美学在一些非西方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有一个明显的18世纪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起源，再向一些非西方国家传播的情况。这一过程，在像中国、日本、韩国这样一些国家，在20世纪就完成了。在这些国家，美学这个学科传入以后，各自与自身的艺术、生活和哲学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各自独具特色的美学。同时，在这些国家，人们倾注着甚至比在西欧国家更多的热情。正像一本书会有自己的命运一样，一个学科也有自己的命运。美学来到东亚，找到了适宜的土壤，长势良好。

然而，这一学科传播的历史并未完成。这些年，美学这个学科及相关的组织在拉丁美洲、西亚、非洲，以及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陆续建立起来，与各自的本土传统，地方资源结合，形成美学的新发展和新形态。高山上的尼泊尔派人参加世界美学大会，伊朗学者邀请一些美学家去讲当代美学，来自南非和肯尼亚的学者开始对愿意与国际美学界交往，这些迹象都是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新机遇。美学之花要到更多好田里去栽种。

喜爱这个学科，期待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学科，希望有更多地区的人以这个学科为平台进行交流，这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的更大梦想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能为文明建设，为社会进步提供灵感源和动力源。

 

 

 

高建平

201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