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碧辉
01现代性启蒙的中断
中国的审美启蒙在它诞生之初，便面临着来自社会现实和理论界的严峻挑战。现实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得审美启蒙者们关于审美无功利、艺术独立的话语听起来像是白日梦呓，显得极不合时宜。因而，他们很快遭到来自更为激进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于西方的另一种思潮，以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击败了当时的“国粹派”和“西化派”，赢得中国知识界广泛的认同。从美学上说，现实斗争的需要使得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把作为广义功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大大地狭隘化了，变成了一种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学说。他们完全否认了美和艺术的超功利性，强调美和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必须为现实服务。而为现实服务又演变成为为政治服务，甚至是为一时一地的政策服务。甚至提出“文艺是政治的留声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宣传”这样的口号。而这样一种被狭隘化的政治功利主义美学在当时却因其具有战斗性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0年代、30年代发生的几次大的艺术争论都以功利主义艺术观的胜利而告终。30～40年代，在朱光潜的《谈美》、《诗论》、《文艺心理学》等著作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也由于其书中宣扬的审美独立、艺术自治等思想遭到了来自左翼阵营的理论家的批判。50年代以后，关于审美独立、艺术与生活的距离说等超功利主义美学主张更是基本绝迹。
因此，实际上，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无论社会启蒙还是审美启蒙，实际上是被中断了。直到80年代中国确立改革开放政策，才重又开始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接续这种启蒙。80年代的现代性启蒙是从美学开始的。
02现代性启蒙的接续
80年代以来，中国重新开始了被中断的现代性启蒙。与世纪初的启蒙相似的是，这一次的现代性启蒙也是由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切的历史教训和现实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触发。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经济已濒临崩溃。由于长时间的闭关自守造成的无知，毫无现代性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的国人在最初的时刻经历了一次由政府和知识界共同发起的“洋跃进”，试图在完全不涉及经济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前提下，单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在短时间内跻身现代化强国之列——这不能不使人想起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然，历史再次开了中国人一个大玩笑，洋跃进很快走向了其失败的命运。这样，中国政府和知识界开始思考现代性的深层次问题。
“洋跃进”：
所谓“洋跃进”就是以大量进口成套设备，追求国民经济发展的高指标高速度，致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77年12月，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简称《十年规划纲要》）。这就是那个“洋跃进”的规划大纲。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加快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问题。在会上，华国锋提出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方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
1977年9月，李先念、余秋里受中央和国务院委托负责重新修订《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从1978 年到1985 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全国基建投资竟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当时省事的说法是要搞“10个鞍钢、10个大庆”。
“洋跃进”的标志性事件是宝钢的上马和下马。宝钢是22个引进项目是最大的一个。1978 年12 月22 日，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新日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23日，宝钢破土动工。但宝钢问题一直就存在争论。反对的声音在1980年9月的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形成了浪潮，发言中出现了这样的话：“宝钢决策者是千古罪人，应该从楼顶上跳下去！” 1980年12月23日，与两年前宝钢开工正好是同一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做出决定，宝钢二期停建，热轧和冷轧合同退货；一期工程是否继续建设需组织专家论证；现场保持稳定，做好停缓建工作。（《宝钢志》）
插曲：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内容即指“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1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当时主持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的华国锋在听取了中央宣传工作的汇报后，针对广大群众纷纷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情况，提出：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的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是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华国锋批准由《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纲要》，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去。同年３月１０日至２２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延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批林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障碍。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第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第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在改革开放30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的提出：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这次讲话的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今后30年中国的命运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成果有二：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中共十一大沿袭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观点。这次会议成为新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
1983年3月7日，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对自己在文革以前对待人道主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检讨，提出“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这个教训必须记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迫切需要恢复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这是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否定，是完全应该的。”周扬的报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在全国激起了关于人道主义、异化、人性论等问题的讨论。胡乔木于1984年1月3日在中央党校周扬报告的同一地点发表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基本上为这个问题定了调子。接着开展的“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以政治的方式结束了讨论。因此，哲学领域的现代性启蒙和反思由于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基本上被中断。
“美学热”与80年代新启蒙
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的有限解冻，在学术层面，这些问题被以一种更为学术化的语言被思考、讨论。美学由于其相对来说离政治更远，同时切合了思想上和政治上刚从文革专制中解冻的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对美的向往而一度成为显学，成为其理论和思想源泉。它的一些观念、命题和思想是以美学的形式率先提出来的。
事实上，这次的现代性启蒙运动正是由李泽厚的一部哲学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拉开序幕的。接着，李泽厚的两篇论文《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发表。文章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场学术地震。李泽厚所阐述的一些观念，如对主体性的强调，历史唯物论就是实践论，应该研究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对文化—心理结构和物质生产方式之间的“积淀”关系的描述，审美作为一种自由直观和自由选择对认识和伦理的重要作用，等等，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实践”、“主体性”、“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等概念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
李泽厚运用主体性实践哲学特别是“积淀说”分析中国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史的学术著作《美的历程》，成为80年代最畅销的学术著作，一时间洛阳纸贵，并且至今长盛不衰，创下了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迹，开启了80年代“美学热”的序幕。
所有这些概念与命题都是以美学的形式提出来的。之所以以美学的形式提来，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刚刚解冻，正是乍暖还寒之时，左倾专制主义思想还相当有势力，而美学却看起来远离政治，因而它恰好成为乍暖还寒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实践迫切需要之间的一座桥梁。这样，从左倾专制的思想禁锢中复苏的新思想找到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也因此，美学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最热门的学问，产生二十世纪第三次“美学热”。由此而来的是，美学再度成为学术思想界和整个社会涌动的人文思想解放思潮所关注的焦点，成为80年代重新开始的现代性启蒙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美学上来说，这场“美学热”的集中表现和成果是以李泽厚为代表的被称为“实践美学”的学说。
03 80年代的实践美学与新一轮现代性启蒙
由于李泽厚的学说的广泛的代表性和它在80年代中国新一轮社会启蒙运动中巨大的影响力，因而，这里有必要简要地讲一讲李泽厚所代表的“实践美学”的思想脉络及其内在矛盾。
50年代，如前所述，李强调的是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强调美的基元性、美感对美的依赖性，其哲学基础主要是依据认识论中的反映论，同时，也已经提出实践的观点和方法，提出在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去寻找美的本质的秘密、美是自然的人化的思想，但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以历史唯物论的实践观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60年代，他提出“自由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已经初步产生了实践美学思想。70年代末期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中，他初步提出了他的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哲学（或称为主体性实践哲学），界定了主体性的概念，论述了使用和制造工具的活动作为最基本的人类实践活动对塑造和形成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过程的决定性作用。
80年代，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哲学论纲》和《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两篇论文中，他集中阐述了他的人类学实践本体论和主体性实践哲学。在这两篇论文中，他提出了许多在当时来说是振聋发聩的思想学说，概括起来主要有四方面：
（一）明确提出，历史唯物论就是实践论。
并以这种重新解释的历史唯物论去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美学。在5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内，受苏联《联共党史》体系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大都是二分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社会和人类的一般规律，它由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三个部分构成。而历史唯物主义论则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推广、运用到人类历史领域。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人在这样解释下的历史唯物论中只是作为社会生产力要素中的劳动力而存在，换言之，人只有在巨大的社会生产机器中才能发挥作用、能够创造生产力价值的劳动者才有存在价值。至于人本身作为主体的价值和意义，根本未被涉及，或者说，在这样的历史教科书中，人是没有独立的价值的。这个体系的最后有一章题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或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在这里，重点谈的是伟人的历史作用，强调伟人仅仅由于其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发挥其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人民群众。这话听起来固然不错，但实际上，在这个体系里，是没有任何个体的位置的。所有个体都在“人民群众”的名义下被抽象掉了。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个体”、“个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词，一讲个体或个人，就很容易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是要被批判、被扫除的。而在李泽厚的这些论著中，历史唯物论不再是传统教科书中与人无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自我运动，而是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理论。
“历史唯物论就是实践论。实践论所表达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性，也即是历史唯物论所表达的以生产力标志的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和改造，它们是一个东西，把两者割裂开来的说法和理论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被重新理解的历史唯物论中，人不再是被动消极的被决定被支配的，不再是某种历史规律中的无足轻重的沙粒或某个社会生产系统的庞大的机器中一个无关紧要的齿轮，而是主体，是行动着实践着有意志有目的的主体，每一个主体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都是不可代替的。他严厉地批判了在当时还很流行的苏式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忽视。“历史唯物论离开了实践论，就会变成一般社会学原理，变成某种社会序列的客观主义的公式叙述。脱离了人的主体（包括集体和个体）的能动性的现实物质活动，‘社会存在’便失去了它本有的活生生的活动内容，失去了它的实践本性，变成某种客观式的环境存在，人成为消极的、被决定、被支配、被控制者，成为某种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上层建筑巨大结构中无足轻重的沙粒或齿轮。这种历史唯物论是宿命论或经济决定论，苏联官僚体系下的‘正统’理论就是这样。”
从对个体的实践的强调中，李泽厚逻辑地推演出对历史中偶然性的重视。他批评说：“从黑格尔到现代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实践论涉及到人类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既包括认识、逻辑结构，也包括个体的存在、行为、情感、意志，因此，它包括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实践就其人类普遍性来说，它内化为人类的逻辑、认识结构；另一方面，实践总是个体的，是由个体的实践所组成、所实现、所完成的。个体实践的这种现实性也就是个体存在、它的行为、情感、意志和愿望的具体性、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是早于和优于认识的普遍性的。在这里，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康德说本体高于现象，如去掉它们的唯心主义解释，都具有某种合理的意义。人的本质不应脱离人的存在，成为某种外在的主宰势力。所以哲学包括认识论，也就是说包括科学方法论，像现在的西方科学哲学、分析哲学，我们讲的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都属于这一范围，它们的确构成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哲学又并不完全等同于它们。哲学还应包含伦理学和美学。”
（二）提出主体性理论
李泽厚的实践论是以主体性学说为核心的。这一理论把人作为历史和实践主体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对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历史和实践的主体的人，其最突出的特性就是主体性。作为人性结构的主体性，它包括两个双重内容和含义：第一个双重是外在的工艺——社会结构面和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面；第二个双重是人类群体的性质和个体身心的性质。把个体的心理、情感、意志、欲求等等作为历史的主体，充分重视个体的作用和价值，而不再把个体看作是巨大的历史运动机器上一个无足轻重的齿轮或螺丝钉，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具震憾力的。
当然，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出发，李泽厚仍然十分强调群体、整体的作用，强调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历史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对社会的文化——心理的决定作用和对个体的心理结构的决定作用。他明确指出，在这四个层次中，第一个方面是基础，亦即人类群体的工艺——社会结构面是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只在群体的双重结构中才能具体把握和了解个体身心的位置、性质、价值和意义。但是，个体心理、欲求、认识等是如何具体地受群体的历史社会条件制约的？群体的认识、作为历史总体的社会存在是如何转化到个体的心理结构中去的？这就是李泽厚提出的第三个学说。
（三）提出积淀论
积淀论所要解决的是主体性学说中群体与个体、历史总体的必然性与个体生命存在的偶然性之间的具体联接。群体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是如何转化为个体的生命感受的？历史的必然性如何落实为个体的偶然性的？李泽厚根据康德的心灵结构知、情、意三结构说，从认识、伦理和审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在认识结构方面是“理性的内化”（智力结构），在伦理方面是“理性的凝聚”（意志结构），从审美方面说就是“理性的积淀”（审美结构）。所谓“理性的内化”，就是通过语言、逻辑等把本来属于人类群体的认识成果内化为个体的认知；“理性的凝聚”就是某种社会规范、道德律令、法则法规等通过个体的意志而内化成为个体自觉的行为准则，一种无条件服从的“绝对命令”。“理性的积淀”就是通过审美活动，把社会文化因素沉积、内化为个体内在的心理诉求。
“审美作为与这自由形式相对应的心理结构，是感性与理性的交溶统一，是人类内在的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它是人的主体性的最终成果，是人性最鲜明突出的表现。在这里，人类的积淀为个体的，理性的积淀为感性的，社会的积淀为自然的。原来是动物性的感官自然人化了，自然的心理结构和素质化成为人类性的东西。”[6]反过来，由于审美活动对理性的积淀，因而，个体的感性不再是动物性的自然属性，而具有了社会性质；看起来完全是个体的心理、欲求、意志、感觉中，实际上积淀了人类的社会的理性的内容。吃饭不只是充饥，而成了美食，甚至成为一种文化；两性关系不再只是交配，而成了爱情，一种最能体现人的精神境界和特性的属性。如果说理性的内化和理性的凝聚中，还有某种外在的强迫成分的话，则作为审美过程和审美内涵的理性的积淀则完全是一种自由形式，在这里，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完全处于和谐统一之中。
（四）提出中国现代性建设的审美教育策略——以美启真、以美储善
在理性的内化和凝聚之中，理性与感性多少还有些分离，理性对感性多少还有些强迫性，而在作为理性的积淀的审美活动中，理性完全融解、融化到了感性之中，因而，审美活动高于认识和伦理，“美的本质是人的本质最完满的展现，美的哲学是人的哲学的最高级的峰巅。”审美活动作为一种自由直观对把握事物的本真真理有着直接的启示，有时甚至是比科学认知更为直接和深刻的认识作用。伦理道德也只有当它成为人的内在自觉的心理诉求而不是外在的强迫律令、并真正带给人心理上的愉悦时才能真正获得它的根基和意义。因而，审美不但高于认识和伦理，而且，作为理性积淀的审美结构对认识和伦理有着巨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这样，李泽厚提出了“以美启真”和“以美储善”的审美教育策略。在整个社会尚未普遍意识到审美教育的重要性时，李泽厚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说：“不是经济上的贫困，而是精神上的贫乏、寂寞、孤独和无聊，将日益成为未来世界的严重课题……不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的科学，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可以说是中国美学界的主潮。除了李泽厚的主体论实践哲学的美学，还有蒋孔阳的美在关系说，蒋明确地提出，美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周来祥的美是和谐说。50年代到60年代和李泽厚进行争论的一些人物，如朱光潜先生，也开始向实践观点转变，强调实践对于理解的美的本质的意义。蔡仪也对他的典型说的某些具体内容和提法有一些修改。总之，80年代，美学上实践说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实践美学的产生和对它的内涵的多方面、多层面的阐释，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中国美学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对美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性启蒙所作出的独特贡献。
04 实践美学的意义
这几个概念的提出和运用，为80年代风起云涌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了理论和思想的支持。80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解放时代。从7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中国思想界对左倾路线的批判逐渐深入。随着讨论的深入，所涉及的问题从原先的政治层面真正深入到了思想和学术层面，并且由现实向历史延伸。继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哲学界开展了关于人道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人作为历史和社会主体的位置和价值问题，特别是个体的位置、个体在隶属于群体之外其本身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的异化等，这些问题既涉及到当时政治话语层面更涉及学术理论。稍后，中国思想界思考的视角由现实深入到了历史层面，开始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劣进行反思。
在这个过程中，李泽厚一直站在学术和思想界的前列，他提供、呼吁、倡导了一系列观念、命题和思想，这些概念和思想由于真切地切合了时代的需要，迅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主体性”概念为人道主义和异化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哲学支持，而这一概念建基于实践之上又使得它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人是主体，而不再只是历史和社会机器的巨大齿轮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个性、个体不再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社会主义发展本身的目标。这种观念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同时，经由文学理论界的运用，主体性概念在文艺理论上引发一场革命，“文学的主体性”成为文艺理论上机械反映论观点的最强有力的理论挑战者和批判者。主体性观念也由此而向大众文化层面渗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文化观念。“积淀”和“文化心理结构”概念则为稍后一些出现的“文化热”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对落后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切感受，人们迫切希望尽早进入现代化——那时，现代化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具有完全意义上的先锋性、先进性和革命性的观念，因而，对于那些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因素的批判和反思就成为反思传统文化的基调。
所有这些在当时无疑地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和震憾力。因而，李泽厚的学说一时之间不但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而且远远地越出了思想文化的范围，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践”、“主体性”、“积淀”、“社会心理结构”、“人的本质力量”等等概念被频频使用。由于李泽厚对美学的价值的高度评价，也由于他的著作和学说的巨大影响，社会上掀起了美学热潮，出现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美学热。从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角度来看，从李泽厚的学说对20世纪80年代又一次思想启蒙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来看，怎么评价其价值也不过分。中国80年代的人文启蒙是与李泽厚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未完待续）